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著名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归国后，他对中国目前的控烟现状与政府承诺的办《无烟奥运》、《绿色奥运》的差距深感忧虑，义务从事控烟活动，至今已近16年。
中国亟待加税立法敦促控烟
《市场报》：您曾提出要通过提高烟草税的方式来控烟，从而限制烟草业的发展，但很多人第一反应便可能是关注家乡的卷烟厂工人的就业情况，认为控烟会导致他们失业，或是认为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臧英年教授：我认为这是中国控烟进程中最大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烟草税可以《救国》，解决就业。提到限制烟草业的发展，便会认为既影响了税收，又造成了就业难题，其实，中国的烟民基数大，一个人和一个社会摆脱习俗，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在短期内，烟民的基数不会改变太大，所以，对税收和就业基本没有影响。戒烟烟民不再买烟，却会把原来抽烟的钱用于其他消费，仍有助于国家税收。
其次，烟草税增加之后，每盒烟的价格就会提升，政府的税收、企业的收入、烟草种植农户的收入都不会受到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烟民，以前每天抽两盒烟的人，可能会减为一盒，甚至不抽。如果能让一半的人不抽，日积月累，中国烟民的数量便逐渐能够得到控制。否则，不加控制的话只能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控制与不控制烟草业的发展对未来烟民数量有决定性的影响。
再有，表面来看，烟草业的发展为中国贡献了税收，但烟税的暂时收入，远不及烟害长远和积累的损失。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接近100万，这对社会和家庭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有些科学家等也都死于吸烟导致的疾病，这更是国家的损失。
《市场报》：您觉得中国在控烟进程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臧英年教授：我从事了近16年的义务控烟工作，我观察和体会到在中国推动控烟，要收得成效，必须先由政府推动倡导，再由全民响应跟进。只有上下协调、共同联手才能有效的推进控烟工程。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以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法律规章，从而创造控烟环境和约束吸烟行为，以减少烟害。控烟立法和行政规定要包括公共场所的严禁吸烟，提高烟草税收，严禁香烟广告和扩大有效戒烟服务等等。二是以控烟法律规章为引导，使全民增加知识和改变观念，压缩吸烟者吸烟空间，促使其产生戒烟动机，采取戒烟行动。另一方面保护非烟民免受二手烟的侵害。
因此，中国政府首要的就是在重视戒烟工作的基础上，早日推动控烟立法，只有有法可依，才能使得控烟工程顺利进行。而中国现在只有一些零星的条例涉及控烟领域，并没有一部全面法存在，这就造成了中国推动控烟工作的致命伤。
去年10月，北京的出租车行业控烟活动正式启动，出租车司机遵守是一方面，乘客遵守才是关键。我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询问司机们活动启动后的控烟情况，不少司机说，很多烟民乘客虽然看到车内张贴了禁烟标识，但依然喷云吐雾，而司机也无法依照相应措施进行控制和阻止，这就反映了中国法规的不完善和执行不彻底。
防止青少年吸烟需三方联动
《市场报》：我们看到周围年龄越来越小的孩子开始抽烟，令人痛心。您怎样看待烟民逐渐向青少年蔓延的现象？青少年避免吸烟，关键在哪里？
臧英年教授：烟民年轻化的原因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有些孩子的父母可能就是烟民，不能以身作则；其次是学校教育的失职，某些老师、校长也是烟民，监管力度不足，同学之中有抽烟风气，互相仿效，造成恶果；社会上无人制止，会变相默许和鼓励他们抽烟。因此控制青少年吸烟，关键是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方联动，紧密配合，从而将青少年的烟瘾扼杀在萌芽之中。
《市场报》：如今某些电影、电视剧中的情节就有吸烟镜头，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情况的？您认为这对青少年有什么不良影响？
臧英年教授：吸烟情节在电影电视剧里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可以说也是诱使青少年吸烟的一个社会因素。因此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不遗余力地予以纠正。
每个人都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即吸烟出现在镜头内是不正当的。例如
《绿色奥运》可成为控烟契机
《市场报》：2008年奥运会召开的脚步日益迫近，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中国政府提出《绿色奥运》、《无烟奥运》的理念，并规定八大场所禁烟。但在许多无烟餐馆内，仍然有人吞云吐雾，置之不理，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发生跟什么有关？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臧英年教授：中国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做出了很多努力，《绿色奥运》口号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承诺。在我国，送礼送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人们普遍认为是适当的举动，这实在是可叹可悲，应当摒弃这种恶习，全民培养控烟意识。
要完成指定目标，即《奥运签约饭店、奥运场馆及奥运村的餐厅在2008年6月前要达到全面禁烟，各大、中型餐饮经营场所提倡全面禁烟，不能达到全面禁烟的餐厅，75％的面积设为无烟区》，仍需要各方联手，付出极大的努力。
美国控烟举措可圈可点
《市场报》：您在美国定居多年，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能简要介绍一下美国的控烟立法情况吗？政府和民间组织在控烟活动中的力量比重是多大？
臧英年教授：美国的控烟活动起步比较早，始于1964年。通过与民间控烟组织的互动和反应，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因此，当年美国卫生署首次著书公布吸烟与肺癌的直接关系，以后每年都要出版一册控烟专著，执行至今。
《市场报》：2008年是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主持达成的第一个具法律效力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三年，按照公约规定，中国将在2011年1月起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相关促销赞助活动。然而，现在仍然有通过赞助活动形式发布的变相烟草广告。美国是如何对待烟草广告的？有哪些方面可以汲取和借鉴？
臧英年教授：美国对待烟草广告是很严格的，对于以香烟品牌为名的其他业务的拓展和延伸也不允许做广告。例如，万宝路旅游、万宝路服装等都不允许做广告。曾有报道指出，由于实施了严格的禁烟广告法案，近年来，美国烟草业的广告费用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应当借鉴这一点，建立完备的法律规章和监督体系来监管烟草广告。
推动建立无烟家庭
《市场报》：臧老从事义务控烟近16年了，您无私回馈社会，报效祖国的行为令人敬佩。您下一步控烟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臧英年教授：我要感谢妻子对我控烟活动的支持和鼓励。身体允许的话，我打算做义工到80岁，之后就回美国了。走之前，我希望看到3个愿望能够实现：其一，便是刚才提到的加税立法问题，只有立法，才能保证控烟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推进；其二，是希望能够联系几所医院，帮助建立费用相对合理的戒烟门诊；其三，全力推动无烟家庭的建立。如果我有精力，我还打算成立无烟家庭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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