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下午，在苏州打工的年轻母亲蒋玲，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这两个月来我们听了很多次，却依然让人揪心的故事：她10个月大的女儿因为食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被检查出患有肾结石。
《很不好，很担心，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
问起众所瞩目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她茫然地摇头。
正在为《食品安全法(草案)》进行激烈讨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多也不知道蒋玲。但讨论的结果，却事关千千万万个蒋玲和她们孩子的生命健康。
针对《三鹿事件》暴露出的食品安全监管漏洞，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工委研究了如何从法律上预防和处置此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在草案三审稿中作出了多方面有针对性的修改，涵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安全标准、添加剂、召回制度、事故处置等。
《但这部法律草案并非完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直言不讳地说，《至少从目前的文本来看，它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王锡锌身兼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
多头管理是食品安全大忌
王锡锌担心，食品安全最核心的问题——理顺监管体制，是否能够做到《无缝隙监管》，即打破多部门、分段式的监管。
在英国，食品安全问题由一个部门全程监管，并实行首问负责制，谁先接手，最后就由谁负责。这两点都是重在强调责任。分段监管的弊端是，发现问题的部门没有权力解决问题。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暴露出执法体制的问题。
王锡锌说，这次的《食品安全法(草案)》试图在体制上作一些推进与突破，意识到要加强监管力度，比如强调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一个地方如果一年内发生多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主要负责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只是一个事后的惩罚措施，地方官员当然不希望发生事故。但要想做到预防，在实际操作中就会面临分管制度造成的弊端。而政府部门的监管权限要有所改动，十分困难，如职能的重新划分、人事问题等。
王锡锌相当认可草案中引入的质量侵权制度，他认为这是一个较大的推进。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可以请求侵权救济，获得10倍赔偿。此外，这份法案对事故处理预案、危机处理机制等进行了规范，还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安全标准制度、检验制度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同样存在涉及太多部门、职权不明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方案。》王锡锌说。
卫生的食品不一定是安全的
王锡锌认为，《食品安全法》与原来的《食品卫生法》的最大区别是，人们以前对食品的要求只是卫生，但现在的要求是安全、健康。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对食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卫生的食品不一定是安全的》。
此次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把对食品生产的监管权，从卫生部门转到了质量监督部门，这份法律草案最初也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起草的。
但是，原来的《食品卫生法》中存在的监管体制问题，在这次立法中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横向上，多部门之间的分权不清晰，纵向上，现在把监管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其实未必合理。食品安全问题非同小可，要强化中央监管。
王锡锌教授还专门提到了法案三审时删去的监管码制度。他说，监管码制度包含很多合理成分，因为监管的现状不好，所以要加入新的技术，以加强管理的有效性。但是，新技术的引入会加大生产经营成本，这对大企业和小企业来说，面临的局面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市场竞争的格局。另外，不少人怀疑引入监管码制度是为了某个部门的利益，这也可能是监管码制度三审时被删除的原因。
食品安全标准要适度与国际接轨
王锡锌强调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如严格的准入制度，食品安全的评估标准和生产经营的监督制度。食品安全监管标准的设定要及时，目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很多标准低于国际标准，如欧盟和美国的标准，从长远上看，还是要适度与国际接轨。立法还应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使造假者不仅受到国家与地方的制裁，更受到社会监督的制裁，社会制裁的规模往往更大、更有效。
王锡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立法中，推行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是使我国法律更科学、更利于执行的一个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强调重大法律草案要向社会公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公众参与立法程序要进一步制度化，是否采纳公众意见，要更加程序化。此外，对于类似《食品安全法》这样的专业性立法，要有通俗的说明，以及更多的背景信息公开。
记者告诉蒋玲，有这样一部法律正在制定，问她有何期待？她沉默半晌，一字一句地说：《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个公道。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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