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流行一个顺口溜：开酒楼，不是绘画，也不是绣花，对食客绝不能温良恭俭让。面子上，消费者是上帝；背后，被忽悠者却是小鬼。这种分裂，恰恰折射出市场机制丧失道德温情，在于协同利益配置的《同情心》被扭曲。
若非记者打入酒楼内部，大堂桌面上的《成品》中，大约很难找到酒楼黑幕的蛛丝马迹。卫生，显然是比安全更高的标准。这个月，食品安全法正式施行了，可新法对《炒锅里面洗扫帚》怕也是有心无力。食品不安全的可以法办，不卫生的潜规则怎么办？
有人说立法吧，但如果开餐馆的都把食客当成喂泔水的猪，法律补丁再多，摄像头再高清也没用。在法律管不到、监管顾不上的炒锅、台布等事物上，或其他食物供应环节，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道德，是一颗将人当人看的最起码的《同情心》。《同情心》有两种：一是在家庭、亲属和朋友等私人小圈子里，它无须倡导，属于私利范畴，《炒锅里面洗扫帚》之恶，绝不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另一种《同情心》在公共领域，它需要培育与引导，不会与生俱来，属于尊重他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行为，做菜给《外人》吃，心存同情与否，行为殊异。
对《外人》是否有同情心，是衡量市场机制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市场在对《外人》的态度上呈现出集体化的差异，且这种差异不与市场发达程度成正比。这说明：《同情心》的确可以后天习得；《同情心》主要不是靠体制、机制监督出来的，而是靠道德文化的力量，靠社会信仰。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里推崇市场运行机制的效能，又在他貌似自相矛盾的《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市场中的人性与道德。现在，我们已能基本能达成一个共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若缺失诚信、同情心、责任感等基本的道德要素，市场经济还是会引发灾难，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同情心》不仅是纾解酒楼黑幕的治本之计，也是防范《公地悲剧》、《搭便车》等公共风险的良药。我们正视纯粹市场机制的力量，但类似酒楼黑幕等问题也一再提示我们：过于理性与工具的市场，未必是个好东西；缺少道德和同情心，市场经济必然是坏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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