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日前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公布了2017年我国儿童福利和收养登记、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社会信息。其中，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 .1万对，比上年下降7.0%；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 .2%。
我国结婚率下降，并非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势头，而是自2014年开始就呈现出连续的下降趋势。并且数据显示，这种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还将延续。
从社会角度，结婚率下降，离婚率提升，都应该辩证看待——首先，必须承认，它的出现其实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副产品。比如，女性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让晚婚甚至不婚，以及离婚的社会包容度提高，婚姻不再是人的唯一选择。这一点已经被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在我国，一般也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普遍更低。由此可见，结婚率下降，离婚率提升，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必然性，不必过于担心。
但结婚率的持续下降，它所带来的影响，又必须引起正视。最直接的一点是，结婚率下降，也意味着社会生育率会相应降低。而这一点，在我国也已经显露出来，两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如果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社会结婚率、生育率、老龄化程度等，其实都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
事实上，这次《公报》中的多组数据彼此之间都并非孤立。譬如，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自2005年以来快速攀升，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 .3%，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4%。按照国际上的通常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此标准，我国目前已属老龄化国家。而老龄化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社会适婚年龄人口越少，那么结婚率自然也就越低。而结婚率走低，导致社会生育率降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两者可谓是相互作用。
因此，结婚率下降，也应该将之作为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近几年，在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方面，由顶层设计到地方其实都已经在行动。比如，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另外，包括辽宁在内的多地，已经出台政策明确鼓励生二孩。如果在各方的综合政策引导下，社会生育率能够有所提升，不仅能够延缓老龄化的进程，结婚率持续走低的势头或许也能够得到遏制。
在确立公共政策干预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社会生育率、结婚率、老龄化程度的变化，自有其规律，对其内在相关性的认识，以及政策的引导，应具有适度的前瞻性。举一个例子，如数据显示，1996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6.98‰，相比1987年的23.33‰，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这一下降，在当时似乎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明显影响。但在20多年后（达到适婚年龄），就真切反馈到了社会结婚率的变化上。因此，无论是对于生育率还是老龄化的公共干预，都有必要早作准备，才能事半功倍。
当结婚率、生育率等数据背后所对应的社会问题和发出的信号，能够被更理性的认识，并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那么，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等问题，都将得到更有效的干预。（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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