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起药，就只能等死。”
这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台词。却并不是一句夸大的戏言，在真实的中国，一场大病足以拖垮一个普通家庭。
电影讲述了徐峥饰演的药店店主程勇，被生活所迫，为救父亲走上去印度走私贩药，之后从挣钱到良心发现，又实现自我的心灵救赎，影片反映的，正是老百姓异常关心的天价“救命药”问题。
该影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2015年曾经轰动一时的“陆勇事件”，《我不是药神》程勇原型是被称为“药侠” 、“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
在电影中，有一个让人扎心的片段，一位得了白血病的老奶奶对警官说：“4万块1瓶，我病了三年，吃了三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我想活着”，比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更绝望的是，知道绝症有药治，却吃不起。
慢粒白血病患者，被称为“最幸运”的白血病，只要定时服药就能有效控制病情，危险甚至比不上高血压，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结婚，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放弃的根本原因。但“不幸”的是面对高昂药品价格,一天也不能停，一旦断药，病情就会恶化。
而在现实中，电影原型陆勇在2002年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之后，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 “格列卫” 抗癌靶向药，但该药价格昂贵又不能通过医保报销，从2002年确诊到2004年，前前后后光是医药费就花费近六十万元，几乎掏空了家底。
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一款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基本相同，价格最低仅为瑞士“格列卫”的1%左右，随后开启海外购药之路。
为了帮助其他国内白血病病友，他开始代购仿制药，最终救了上千名病友的性命。但廉价的印度版“格列卫”并未获得我国药监部门审批，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注册过的药物，均属于“假药”。
2014年陆勇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 被提起公诉。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将近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为他求情,最终陆勇被无罪释放。。
“天价”抗癌药的背后更多是无奈
“命，就是钱。”
这是影片中程勇去印度厂拿代理说的一句话，之所以有这种直戳人心的表述，正因为进口“抗癌药”价格过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相信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吐槽瑞士药企才是电影中最大的“反派”，为了商业利润罔顾老百姓性命，把救命药定为“天价”。
其实，抗癌药贵，是事实，也是无奈。
救命药之所以那么贵，有其必然原因，单纯从材料成本计算注定不公平，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十亿美元，高昂的研发费用注定“抗癌药”不能像普通药品一样实行“平民价格”，大部分欧美药企往往是“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几年前，医药圈就流传一种说法：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卖几万元，是因为患者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以陆勇事件“格列卫”生产商瑞士诺华公司为例子，该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这笔研发费都必然在药品上市后均摊到药品价格上，而新药研发后，销售周期往往只有几年，因为很快就会有别的类型同样效果或者效果更好的药物问世。
同样，影片中印度的仿制药为什么就那么便宜?正版药物40000一瓶，而仿制药只需要500。
上面提到抗癌药最贵的是研发费用，而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因自己独特的法律保护制度省去了研发费用，强行的仿制原厂药物，所以最终定价只单纯以制造成本计算，价格自然低廉。
2015年后，国人应该感谢“陆勇”事件的爆发，成为开启中国药品改革的导火索，曾几何时，外国药品成国人出国旅游购物清单上“必需品”，中国人吃不到 “新药”、“原创药”，中国的仿制药“安全却无效”“有效副作用大”等事件屡见不鲜。
一个国家医药行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新药、原创药上。在2015年之前，据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新药审核制度严重滞后，一款“新药”审核时间需要两年到五年时间，甚至更长，使“新药”变“老药”。
2015年8月，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拉开大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简称44号文件)发布，审批时间不断缩短，截止2017年6月，短短两年的时间，国家食药总局公布目前我国药品注册申请的积压项目已由2015年高峰时近22000件降至6000件。
我国虽然有约7000家制药企业，数量全球第一，但仿制药企业占到90%以上，已有的药品批准文号总数接近20万，其中97%是仿制药。研发新药时间长，费用大，不如仿制药成本低、风险小，资金回笼快，这是我国药企的扎堆仿制药市场的根本原因。
中国药企把收入大部分砸在药品的营销渠道上，其研发支出严重挤占，导致我国在原创药方面远逊于发达国家，药物研发水平还处在最初期的阶段，药品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据统计，中国70%以上的国产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存在差距。原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处长李正奇撰文称，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有的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
针对仿制“安全却无效”“有效副作用大”的问题，2015年11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大幅提高仿制药门槛，公布一周之内200多个药品注册申请撤回，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使中国仿制药市场迎来了洗牌。
对于中国患者来说，除了能使用上有效又廉价的仿制药之外，“救命药”进入医保报销范畴，是老百姓的期盼。
2017年7月19日，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第二批36种药品经谈判成功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行列，这36种药品中一半为高价刚需的抗癌药，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将大为减轻，也兼顾了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
虽然国家医保体系覆盖所有抗癌药并不现实，依靠慈善援助也远远不够，商业保险在中国的推广还在路上，至少，改变正在发生，希望，也将越来越触手可及。(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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