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9年，汪诚信和老鼠已经打了64年的交道。回首一个甲子的“斗鼠”之路，他表示，“灭老鼠，要把得住方向、顶得住困难、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冷落。”
结缘：“一条斜路走到黑”
“缘分”——药学院药物化学系毕业的本科生，为什么竟然跟老鼠打了一辈子交道，耄耋之年的汪诚信用这样两个字给出了答案。早在2009年，他就给自己的第二本文集起名为《我与老鼠有缘》，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时光。
60多年的“斗鼠”故事，缘起偶然。汪诚信出生在江西贵溪县，当医生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他却一心想学工。最后折中，报考了医学院的药物化学专业。
1955年，汪诚信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毕业。虽然认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当分配名单公布，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长春鼠疫防治所，他还是感到不知所措。专业对不对口、自己去了能干什么，发展前景如何，一片茫然。待到报到后，才发现事出有因。
鼠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建国初期，鼠疫流行未熄，潜在巨大健康威胁，防控任务极其紧迫。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的全球大流行，其中一次将欧洲人口消灭了三分之一。我国的鼠疫流行也曾一次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控制鼠疫，控制鼠疫需要灭鼠，灭鼠要用灭鼠药，用灭鼠药需要懂药的人。鼠疫防控和懂药的人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学的是合成治病的药，这里用的却是要命的药。”刚开始，汪诚信内心是矛盾的。但他转念一想，总不能当逃兵，自己不改行让别人改行。“干！”决心一下，他就再没离开过。
中间也不是没有改行的机会。1956年，解放后首次大张旗鼓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媒体上对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的现象纷纷曝光、批评。其间，《健康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批评药科毕业生分配不当，文中举的第一个实例就是汪诚信。《健康报》是卫生部机关报，意见很有分量。防治所领导见报后，已经做好批准他调离的准备。没想到，汪诚信交上去的不是调离报告，而是将爱人调到长春来的申请。“我那时已经进入了角色，认识到灭鼠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无论什么专业毕业，搞灭鼠都需要改行，既然我走了还要有人来改行，不如我‘既来之，则安之’，挑起这副担子。”
1957年，汪诚信随长春鼠疫防治所一起进入了卫生部北京流行病研究所。研究所理化室缺人，领导征求他意见，是否想归队搞老本行。了解到理化室主要是实验室工作，不需要去现场，汪诚信还是选择了医学昆虫室。
1970年，结束8个多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汪诚信回所时恰逢所内业务人员重新定岗。已经深陷“灭鼠”泥潭的汪诚信毫不犹豫，打定主意要“一条斜路走到黑”。
在很多人看来，搞灭鼠， 鼓捣“耗子药”，是件没出息的事，要不胸无大志得过且过，要不就是没有能耐的无奈之举。作为学科，灭鼠不是热门，不被重视，坚持钻研的人少，汪诚信却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六十多年。汪诚信说，其间也会有迷茫、有失落，但自己从未后悔过。
向老鼠学 到现场去
下决心搞灭鼠不容易，真正能把事干出名堂，对于“半路出家”的汪诚信,更是非常不容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汪诚信决定“向老鼠学”。
青海门源鼠疫区开展调研工作（图中左二为汪诚信）
第一次去草原疫区，为了近距离观察黄鼠对不同食物的态度，汪诚信找来一个大柳条筐，把一米多高的筐倒扣在离洞口不远的草地上。大清早，老鼠还没出洞时，他就猫身钻进去，从筐缝中向外观察，一次就是五六个小时。“这个办法很笨但很灵，黄鼠对柳条筐这个庞然大物，半个小时就适应了，照常活动”。通过这个笨办法，他了解到了不同黄鼠个体对鼠夹、毒饵的反应，以及对不同食物的取食情况。
参加工作头10年，汪诚信接触过的鼠类除大、小白鼠、家兔等实验动物外，有褐家鼠、小家鼠、黄胸鼠、达乌尔黄鼠、喜马拉雅旱獭、黑线姬鼠、大仓鼠、背纹仓鼠、五趾跳鼠、三趾跳鼠、草原鼢鼠等；试验现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北京、云南、河北等；鼠密度调查方法用过鼠夹法、弓形夹法、鼠笼法、堵洞掘开法、线路法等；接触过的灭鼠剂包括碳酸钡、亚砷酸、安妥、普罗米特、磷化锌、黄磷等，前前后后试验了上千种药。
“参加工作前20年，现场工作主要靠两条腿。”汪诚信回忆说，一是为了测量距离和面积，锻炼走标准步，每小时走6公里，每135步走100米。草原上的电线杆，每50米一根，是练步的绝佳标尺。二是，草原上毒饵灭鼠，拉大网前进，人距5-10米，日行25-30公里，步行是基本功。
上世纪50年代末，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开始在黄鼠鼠疫源地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1966年，汪诚信赴内蒙古红星牧场开展灭鼠试点，并担任其中一个灭鼠工作队队长。他领着20个民工在4000公顷土地上往复来回，消灭黄鼠，目标是在100天内达到任选10公顷不超过一个老鼠，也就是说150亩地里面只可以有一只老鼠，有2只就是不合格，就得返工。“那时候，大家除了刮大风下雨天天干，每四个星期就会穿破一双解放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鼠密度下降，实现了既定目标。
由于工作关系，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汪诚信多次奔赴青藏高原，好几次一去就是半年。在青藏高原夜宿帐篷，春天时外面零下10度，帐篷里零下9度。天气太冷，只能往被子上压东西。1967年的中秋夜，大雪甚至把帐篷都压塌在他的棉被上。
常年奔波在外，生活条件艰苦是常事。有一年在宁夏，每顿吃的都是盐水泡韭菜，没有一滴油，以至于后来汪诚信很长时间见了韭菜就恶心。粮食有细沙，做出来的主食不敢咬到底，轻轻咬一下就往下咽。饭里吃出苍蝇，挑出来扔掉后照常吃。
风餐露宿，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危险和意外：狼、毒蛇、蚂蝗，汪诚信都曾面对面遭遇过。骑马遇到3次，步行遇到5次，对于如何应对狼，汪诚信很有心得：“狼很聪明，看到你有铁锹，离你100米；看到你空手，离你50米。你进它退，你走它跟，保持安全距离。只要镇定，单人单狼没有问题。”在云南疫区，遇到毒蛇次数较多。有一次晚上上床时，竟然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蛇盘爬在被子上。遭受旱蚂蝗的侵犯，也不下20次。“就是出点血罢了，也没什么。”汪诚信笑着说。
“我到过大部分疫区，经受过白毛风的锻炼，体验过摔马、翻车的滋味。“汪诚信回忆，自己骑马摔过二、三十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左臂骨裂；在青海湖边，乘坐的卡车侧翻到沟里，好在没有大碍； 在天津郊区乘坐的小汽车滑进水沟边、撞到树上，他人没事，只是车不行了。“总之，命大福大，化险为夷。”汪诚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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