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热播。该剧围绕精神病患伤人、判决、维权等事件展开一系列故事，在豆瓣上获得了9.5的高评分。“直击心灵”“真实深刻”“引人反思”是观众们对这部剧的评价。我们该如何看待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我们该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本期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编者
精神病患中伤人犯罪的比例远低于正常人
剧中，无论是对于或因精神疾病在电影院犯下无差别杀人案的罪犯李晓明，还是受到挚爱女友突然离世以及拍片中途被替换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导演应思聪，人们的歧视和偏见仍然广泛存在，对于精神疾病依然是谈虎色变。
“媒体报道的社会上出现的恶性伤人事件，似乎很大一部分都和精神病人有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歧视、远离精神病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就像很多人认为女司机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事实却恰好相反一样，调查研究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中伤人犯罪的比例远低于正常人，即使是精神病患这一群体中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伤人行为的概率也不到5%。”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治疗部副主任医师马旻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疾病发作期的表现是害怕出门、回避可能的一切社交活动，而不是走到街上去伤害别人。”
马旻补充说：“不能否认，确实有一小部分的精神病患会出现暴力伤人的行为，但多半是幻觉、妄想、幻听等精神症状所导致。当患者得到正规系统的治疗，精神症状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他们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出现暴力伤人行为的几率也不大。”
当被问到长期需要面对精神病人是否会害怕时，马旻笑着说：“在我眼里，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生病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刑法提供了精神病人在疾病发作期间伤人不被判决死刑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是一张随时随地生效的“免死金牌”。2019年5月23日，曾在上海杀害多名小学生的黄一川最终被判决死刑，虽然通过鉴定，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障碍防治办公室主任刘修军从事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工作20多年，他认为，对于精神病人伤人等的判决，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司法系统需要去评估单个案件的性质、后果、作案动机、犯罪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在客观公正的情况下进行司法鉴定，然后再作出合理的判决。”
剧中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竭尽全力寻找李晓明犯罪的动机和背后的精神疾病，李晓明仍因大众的呼声强烈，而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也许是平息受害人家属愤怒和悲伤的最好办法，但这样的判决，并不一定是完美的。给精神病患判死刑，依靠的是法律的理性和刚性，但从伦理上来说，不是每一个精神病人都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刘修军说，“搞清楚精神病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精神疾病处在哪个阶段，才可能避免类似事件再一次发生。精神病人不应被妖魔化，成为所有恶性伤害事件的唯一解释，而精神疾病也不该成为普通罪犯免于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精神疾病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有着特殊的生理原因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花20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这是剧中冷血杀人犯李晓明母亲的肺腑之言，也代表着很多精神病患家属的脆弱、自责与无助。
近年来，原生家庭论的流行让很多人认为，原生家庭的不完美是引发精神疾病的必要因素。婚姻破裂、母爱/父爱的缺失、夫妻关系恶劣、不当的养育方式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去谴责一个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利剑。
“精神疾病并不仅仅是心理问题，也有着特殊的生理原因。”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资深心理治疗师李闻天解释说，“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有个著名的三角凳构想，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包括心理变态在内的精神疾病的生成。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基因病变，大脑损伤以及环境因素（如早期的生理／心理虐待）。但完善的家庭呵护和优良的后天教养以及外部环境对于人格塑造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基因的缺陷可以通过后天的家庭、外部环境与爱得到弥补。”
需要复元的不仅仅是患者，更是整个家庭
缺乏“病识感”，背负“病耻感”， 觉得这个病“很丢人”，是精神病患及家属的普遍想法。马旻认为，增加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接受系统治疗，勇敢面对，是战胜疾病、走出阴霾的最好办法。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康复治疗部已经运营了近两年的时间。这里能为精神病患提供包括团体心理治疗、物理治疗、音乐、运动、绘画、书法在内的多种康复治疗手段。“很多病人从一开始不愿意参加活动，到现在主动来参加康复训练。”马旻欣慰地说。
“在对抗精神疾病的过程中，家属的作用十分重要。家属也需要一个互相交流、分享经验的平台，通过介绍自己家庭的康复经历，帮助更多家庭正确认识疾病，早日康复。”马旻介绍说，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治疗部目前已经累计开展了50余场面对家属的免费健康教育讲座。2018年8月，康复治疗部首次引进了家属互助团体的培训项目。“我们希望通过多元化的视角，全方位帮助患者康复。”
“如果能早一点了解更多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也许我的孩子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一位名叫“蝴蝶”的家属感慨道。这样的互助团体，带给精神病患家属的，不仅是一个互相倾诉、互相理解的场所，更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大好机会。马旻解释，现今的精神疾病康复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医生开药、患者吃药的模式，对于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家庭对患者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建立一个彼此交流的圈子变得十分重要。
一些长期照料精神病患的家属通过自己照料病患的经验和相关的学习，对其他的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培训，指导他们更好地康复，可以成为“家属专家”。马旻说，“家属专家”起到了一部分医生、护士的作用，而且他们更能体会患者的痛苦和患者康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属专家”对家属及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的效果会比医生护士更有效。
很多精神疾病发病是在青少年时期，马旻呼吁家长们多关心孩子的情绪，及时处理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旦发现情绪出现异常要及时就医，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马旻强调，精神康复的理念由单纯的“康复”转向“复元”，需要复元的不仅仅是患者，更是整个家庭。
剧中，出院后的应思聪在家人的支持、医院与社工组织的帮助下，用艺术创作来表达自己，仍能体现社会价值，成就自己的人生，家庭关系也得到了修复。
精神病患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准的社会服务
“除了治疗，精神病患能有尊严地回归社会并生存下去，需要全社会的接纳和包容。”刘修军呼吁社会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的支持。
武汉作为国家首批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城市，在精神疾病的防治、精神病患的康复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但歧视和偏见根深蒂固。一名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透露，尽管他们知道精神病患很大程度上会比躯体残障人士在同样的（特殊扶助）岗位上做得更好，但他们仍不愿意接纳精神病患者。“还是怕。”这名工作人员说。
“且不谈精神疾病患者能享有什么样的特殊权益，就连公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就业就学）都很难保障。我们接诊过很多名因精神疾病就医休学的在校学生，结束治疗以后，他们的复学之路都非常困难，要面临来自同学、老师的歧视。”刘修军透露，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过治疗、后期康复找到工作并回归社会的病友不在少数，但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向工作单位隐瞒了自己的精神病史。
“精神病患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准的社会服务。除了医疗机构，小到家庭、社区、康复机构、社工组织，大到各企事业单位、政府、甚至整个社会，都需要尝试去理解包容精神病患，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社会服务与支持系统。”对于未来，刘修军期待着更多改变。
剧中最后一集，资深媒体人、李晓明事件受害者家属刘昭国主导并推进对李晓明父母的专访，让更多人了解背后的故事，而不是一味惩罚和谴责。“解决伤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后跟预防。”
刘修军呼吁：“对待精神病患，不单单只是需要治疗和管制，更重要的是去帮助，去接纳，为他们创造回归社会的机会，而不是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空间上的双重隔离，使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加狭窄。只有社会提供更多的主动服务和关怀，精神病患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改善，出现恶性伤害事件的概率也必然会大大降低。”
刘修军认为，媒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报道应该更客观，不过多夸大疾病的危害。正如剧中精神病院的社工宋乔平所说：“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看新闻，也会从新闻里面去了解什么是精神疾病，所以如果新闻的内容不够客观、不够公正的话，我们的病友要回到社会上就会有困难，就会很难受到公平的对待。”
(责编：郎玥(实习生)、杨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