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婚姻家庭编中如何规定法定婚龄备受注目。目前，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中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延续了婚姻法的规定。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丽萍认为，二审稿中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依然过高，应当适当降低，建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光明日报》8月4日）
说实话，这个看似犀利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2012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提交议案，认为应将法定结婚年龄下降到18周岁。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都有类似提议。至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理由，可以说五花八门，包括我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偏高，我国人口政策已作出调整，妇女、儿童权益需要保护，等等。
其实，这些理由都还值得商榷。不可否认，我国是世界上法定结婚年龄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合适，非得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做法。从1950年婚姻法“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到1980年婚姻法“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的提高，固然有着计划生育时代的深刻烙印，却也顺应了教育层次提升、人口素质优化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客观来说，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人口政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考虑到从“十二五”以来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群众生育意愿发生重大转变等客观情况，我国相继出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重大生育政策，从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问题是，降低法定婚龄就能解决生育意愿偏低、人口老龄化等老大难问题吗？取消鼓励晚婚晚育的法律规定，就一定能实现早婚早育的目标吗？早早领到一张结婚证，就一定能保护好妇女和儿童权益吗？
不妨看一个例子，北欧国家瑞典，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1岁，女18岁，看上去和某些专家呼吁的差不多。但是，据有关统计，瑞典单身独居的比例高达51%，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甚至超过60%，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在35岁左右。前段时间，《新京报》在微博发起话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在66.2万参与者中，其中14.2万人赞同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42.9万表示不赞同，暂不表态的有9万人。也就是说，反对者占绝大多数。在这样几乎一边倒的民意现状下，主张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有违民意。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倡议，之所以未能“一呼百应”，主要还是与现实情况格格不入。虽说从生理上看，18岁已经成人，但这个年龄的人还多半还在上高三，这个时候就结婚，正如网友质疑的那样，“会不会助长孩子在高一高二就谈恋爱、高三一毕业就结婚？”“早婚后生下的宝宝谁带？”“带宝宝怎么上大学？”“奶粉尿不湿谁买？”退一步说，就算人们响应早婚早育，我们社会做好迎接生育潮的准备了吗？从之前的二孩政策来看，许多辅助配套措施，还远未达到理想程度。
降低养育成本，提高社会保障，这些实在管用的措施到位了，远比反对晚婚晚育的大嗓门更有效。所以，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还是谨慎缓进的好。（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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