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ICU”三个字母神秘而危险，这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英文缩写。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医生们每天都在和死神进行着无声的搏斗，他们的辛苦超乎常人想象。
日前，记者“全副武装”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探访医生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和死神“掰手腕”
死神随时都会拨动倒计时的秒表，重症监护医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机关，解除隐患
早上7点50分，距离规定的交接班时间还差10分钟。38位医生齐聚在北京朝阳医院十三层呼吸重症监护病房的小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医生们围坐成两圈，打开化验报告和CT扫描照片，开始轮流汇报过去12个小时里的患者病情。
“1床是位90岁的老人，慢性呼吸衰竭加重。”
“2床做了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今天是术后第七天，病情好转。”
“4床是个年轻男性，有淋巴瘤病史，患有重症腺病毒肺炎和急性肾损伤，用了连续血液净化和体外膜肺。”
“5床从安徽转院过来，有弥漫性肺泡出血和呼吸衰竭，经过抗感染、抗炎治疗后，血氧饱和度94到100，体温降到37.6℃。”
……
总共12名患者，个个病情危重，有几个至今仍挣扎在死亡线上。住进这里的人，大部分处于多个器官危及生命的状态，由于病情复杂，在普通病房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只有经过严密监护和综合治疗，才能减少死亡风险。医生们说，重症监护病房就是拯救危重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办公桌上摞着一堆纸质病历。主治医师每念一名患者，一位戴着蓝口罩的医生就会换一本病历翻阅。虽然“蓝口罩”只看不说，但会议室里的眼睛都盯着他。
“我看昨晚11点，2床的氧耗是3000多，平时只有六七百，谁来解释一下？”“蓝口罩”开口了。
“蓝口罩”又问：“还有3床的华法令（一种抗凝药物），给到4.5毫克的时候，他的INR（国际标准化比值）从1.7升到了2.5，你们只观察一天就调整剂量了？请问华法令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绿色蔬菜？”一位医生小声嘀咕。
“绿色蔬菜多了，具体是哪些蔬菜、哪些食物，或者哪些药物？”“蓝口罩”追问道。那位被问的医生面红耳赤，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细心，你们得细心！不能总是大概齐。每天患者使用的药物，还有饮食，到底有什么变化，都要记清楚。还有华法令的调整，国外把INR值放到2.5至3.5都行，我建议不要调得太频繁，要注意细节，包括测血时间要一致。”“蓝口罩”语重心长地叮嘱，几位医生端起小本仔细记录。
这位“蓝口罩”，就是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朝晖，也是这个病房里资历最老的医生。20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他，细心是重症监护医生必备的特质，有时找准一个细节，就能让患者起死回生。
“9年前，有位患者因肺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他女儿从外地赶来找我，说家里人把寿衣都买好了，但她不甘心。我参加了会诊，发现病情确实很重，但到床边仔细一看，又感觉他不是真的呼吸衰竭。”当时，童朝晖试着调整老人的呼吸机，发现症状明显改善，一问病史，只是普通肺炎。“我判断他出现呼吸衰竭症状，很可能是补液过多导致肺水肿。于是调整方案，包括调呼吸机、抽肺水、限制补液等，大概过了一个月，老人康复出院，还能骑车。这类病例告诉我，别放过一个微小的异常，有时危机和生机都藏在细节里。”
重症监护医生的敏锐观察，要靠长期大量的学习积累。重症监护对医生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患者身上不只是某一个器官有病变，而是心、肺、肝、肾等都有病变，所以重症监护成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汇点。“比如患者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有的学科主张多补液体，但补液过多又会对肺造成负担，这就需要重症监护医生综合研判，平衡各种治疗方案的矛盾利弊。”童朝晖说。
有时，患者一个生命体征的微小波动，可能触发连锁反应，造成致命的影响。童朝晖说，死神随时都会拨动倒计时的秒表，重症监护医生则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机关，解除隐患。“只要待在这里，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医护人员都要睁大眼睛，严密观察，因为随时都要准备好和死神‘掰手腕’。”
抢救永不停歇
重症监护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早上7点半，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遇见一位62岁的患者被紧急推进心外大楼二层的手术室，这是一场因心脏搭桥术后心肌缺血而进行的抢救。
无影灯下，患者的左大腿被插进两根食指粗的软管，分别连着他的股动脉和股静脉，血液顺着软管流进机器里，由体外循环暂时取代他极度脆弱的心肺功能。
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机器屏幕上绿色的光柱突然退缩成黄色，“滴滴滴”响个不停，李呈龙快步走过去调整机器旋钮，光柱逐渐回到绿色区域。“刚才患者的血流量掉到1.8升每分钟，太低了，我把流量恢复到了2.6。”
“我们被称为‘不动刀的外科大夫’，虽然我们没直接操刀手术，但手术的病理、生理过程必须全部掌握。如果不详细了解情况，就无法做好术后的重症监护工作。”李呈龙是一名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这一天，他本来值白班，如果不出意外，他只需待在病房里，12个小时后交班即可，但意外还是来了。此刻，他必须守着这位手术患者，直到次日早上8点。12小时班变成24小时，对于这位工作已经5年的主治医师来说，丝毫不觉得意外。
上午9点半，手术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我没赶上查房，还得去五层看看我的10名患者。”说完，他摘下手术帽，跑到五层的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36床血色素从8克掉到5克，原因不清楚；37床手术后没尿，可能要做透析；39床还没醒；13床早上有点意识障碍，他的抗生素可能要换一下……”听着金祺医生的报告，李呈龙在电脑前检查完所有患者的胸片，起身走进他负责的第六治疗仓。
治疗仓里躺着6名患者，胸口贴着半米长的纱布，他们全都做了开胸手术。李呈龙走近13床，拿起一沓护理记录单，上面详细记着每小时的用药、心率、血压、尿量等。“她可能镇静深度不够，昨晚呼吸机拔管后心功能表现不太好，后来又插回去了。加点镇静药吧，我来开医嘱。”李呈龙说。
上午10点10分，李呈龙收到手术完成的通知，又回到手术室。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一堆管线，把病床推到二层的重症监护室。不一会儿，患者的血压突然波动，李呈龙赶忙跑去调整用药。“补液、强心、提血压、抗炎……”他嘴里一边念叨，一边打出长长的医嘱单。“在这里工作，事情特别细碎，意外随时会降临。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患者抢救过来，越是到危急关头，越不能出错。”
上午10点半，处理完二层的患者，李呈龙又赶往五层病房。“再去转转吧，隔段时间不看，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从早上接班到现在不过3小时，他已经楼上楼下跑了六七趟，坐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手机运动步数已经1万多步。
“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安贞医院心外科危重症中心监护室主任贾明说，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重症监护医生，除了要学习各个学科的医疗知识，还要掌握许多外科技能，比如穿刺、气管切开、闭式胸腔引流术等，这有助于医生更全面地掌握各项技能。
经验来自观察
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医生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医生都无怨无悔
1988年，北京朝阳医院还没有重症监护室，23岁的童朝晖被分配到抢救室。“很多人不愿掺和这事，觉得抢救多累啊，还老加班，但我喜欢救活一个人时的成就感。”
“救人于命悬一线”，这便是重症监护医生的事业。近两年，H1N1病毒引起的甲流时常造成重症感染。朝阳医院作为治疗呼吸重症最好的医院之一，每个冬天都要收治多名患者。最紧张时，这里16张病床，有14张都是流感重症。而患者大部分是从外院转来的。经过救治，大部分人都能康复出院。
“面对重症患者，医生心里时刻要装着责任。有时人救不回来，可能是因为医生水平不够，也可能因为客观条件不行，但很少是因为医生不负责任。”童朝晖说。
两年前，童朝晖曾收治一位患者，她气管隆突处长了肿瘤，严重压迫呼吸。医生们几次想把肿瘤烧掉，但怎么也除不干净，这一度让大家感到很气馁。
“患者这么年轻，也不像是得了恶性肿瘤，绝不能放弃救她！”那段时间，童朝晖成天想着怎么救人，连晚上做梦都在分析病情。在梦里，他画出一幅气管图，突然灵感闪现：能否通过外科手术，把长肿瘤的气管整段切掉，然后再将两头拼接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找胸外科商量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后来成功实施了支气管隆突成形术。
“医生最宝贵的经验，都来自床边的观察。”李呈龙说，很多重症患者都没法说话，这就更需要医生高度关注病情。李呈龙查房有个习惯，他喜欢蹲下来看尿袋，尿液滴得越快，说明患者恢复得越好，他就越感到开心。这是他和患者之间无声的交流。看的次数多了，他只需瞄一眼滴速，就能准确估算每小时有多少毫升。“只有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才能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李呈龙说。
“重症监护医生必须做到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扛得住压力，对得起良心。”贾明说，“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我们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我们都不求回报，无怨无悔。”
贾明认为，重症医学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医疗实力。我国重症医学发展迅速，在救治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重症医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重症医学专业医生大有可为。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2日 19 版）
(责编：李轶群、杨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