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沓满是备注的辩论稿和一张边缘有些卷曲、纸面写着“最佳辩手”的奖状，总是能轻易把我拉回刚入学时的那几场辩论赛。
四年前的辩论场上，坐在台上的我不断地回看手中的立论稿，因紧张而习惯性地咬着指甲。在听到主持人“下面有请正方一辩”的串词后，强行平复心情的我，拽了拽校服下摆，按照过去几十次练习的那样，流利地阐述着观点，并卡着三分钟的提示音，说出了稿子里的最后一句话。
立论的过程很顺利，但我来不及回应台下鼓掌的同学们。面对反方四辩的质询，虽然我有些紧张，但到底还是扛住了“刁难”，保证了措辞的连贯与逻辑性。自由辩论期间，在和队友的配合下，我们记录着对方论点的破绽，并一一举出反驳的依据。
“本场辩论赛获胜的是——正方。”经过裁判组的判定，由于对方论据不足、漏洞较多，我们拿下了大学期间第一次正式辩论赛的胜利。
其实在此之前，我很少接触辩论，一起参加辩论赛的队友在我眼里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大神”。所以即使自己平时是个叽叽喳喳停不下来的“话痨”，但每次赛前讨论，我都只是静静听着，总怕自己什么都不懂讲错话，到最后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渐渐地，在得到了队友和老师的一次次赞同后，我慢慢在辩论中找到了成就感。
最让我觉得开心的，是在某一场比赛结束时，我非常敬佩的辩论部部长对我的认可：“你好像天生就适合辩论，每次都那么冷静。”颁奖仪式那天，“最佳辩手”几个烫金大字印在小小的证书上，让我觉得过往为了每一场辩论的通宵备稿都变得十分值得。
可惜的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我却始终拿不出辩论时的那份勇敢。
大学四年的遗憾，和从未说出“喜欢你”有关。
初次见他，是在一个5月中旬的夜晚。
毕业季来临，各个班级都在为欢送毕业生晚会做准备。彩排那天，作为演员之一的我换下舞蹈服装，从后台回到观众席，收拾好背包。原本打算提前溜走和朋友去喝奶茶，可鬼使神差地，随着歌曲的伴奏响起，我抬头看了一眼舞台。
一个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男孩子唱着歌走上台，穿着一件再简单不过的白T恤，让我怔住了许久。没有在彩排时看节目的习惯的我，给朋友发了“我等会儿再去”的语音，以“这首歌还挺好听”为借口，盘着腿坐在了侧边的演出人员席，认认真真地听他唱完了整首歌。直到身边的同学催我，我才恍过神来，急急忙忙提起包，跑出了排练室的大门。
那天我的心跳得很快，脸也比以往都红，但我一再暗示自己是跑太快的缘故。
“比我大一届，三班，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我开始绕着圈子向周围的人打听那个男孩子的事情。得到了联系方式后，自诩外向开朗的我，一个简简单单的自我介绍准备了许久。
“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斟酌再三，我向好友吐露了心事。紧接着“哇！”“真的吗？”一系列标准“闺蜜式感叹”后，她们帮我制定了一套看似周密、实际有些傻的“拿下学长全方案”。
之后的一个月，我都陷在和他恋爱的幻想里。好友劝我和喜欢的男生聊天，要假装漫不经心，我却总是忍不住在对话框里打上一大段回复，生怕自己表达得不够清楚；“攻略”上一再提示我要讲究“欲擒故纵”，可当偶然瞥见他在动态里说想吃饺子，我马上拿起手机点了外卖，提着我另附上的酱油和醋，在离门禁时间还差十分钟的时候，送到了他寝室楼下。
他也给过我很多温暖的回应，我们在“差一点点就可以在一起”的状态里停留了许久，却谁都没有说出那句“我喜欢你”。
暑假如约而至，相隔两地加上繁重的实习工作，我们的沟通慢慢变少。即便有时他主动找我，聊天也会往往因为突来的工作安排而草草结束。他有时也会很忙，不太会主动聊天的我在接收到几次“有点事”“等会儿说”的回应后，也渐渐终止了每天的问候，只是不时地点开他的朋友圈，看看他有没有更新动态。
一段时间后，我刷到了他宣布脱单的朋友圈。
我的微信收藏夹里有很多他的语音，那天之后，我反反复复都听过很多遍。
我开始慢慢清理和他有关的东西，也习惯在和他偶遇时低下头，绕过他可能出现的地方，他慢慢淡出了我的世界，这场起初声势浩大的暗恋，终于落下了帷幕。
之后他毕业，我留下了一张他站在毕业墙下的照片，即便是知道他即将去外地读研，和他聊天的最后，我却还是没有鼓起勇气说些什么，只发了一句“毕业快乐，一切安好”。他“正在输入”的状态持续了很久，最终回复道“好，你也要开心”。
今年7月，离校那天，我把写着他名字缩写的卡片塞回了文件夹，连同一些辩论资料和重要文件一起放进了纸箱。成就感也好，遗憾也罢，这些带着情绪的回忆，都已成为我记忆中特别的一部分。这会让我一直记得，记忆里那个稚嫩又胆怯、执着而鲜活的我。
我拿起油性笔，在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纸箱上写下“Best Memory”。
(责编：李轶群、杨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