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长沙，虽没有北方温暖的太阳，但那蒙蒙细雨混合着泥土的芬芳，混合着扑面而来的淡淡桃花香味，也别有一番韵味。可我却无暇欣赏这怡人的美景。身着一袭黑衣，我到花店取了一束白花后，几经辗转，来到了郊外的墓园，去看望一位已故的朋友。
2007年4月，在医院楼道里，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一早，楼道里一片喧闹，走廊里大群人围着一张病床激烈地讨论着，中间站着我的导师刘运生教授。走过去，我看到一名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大约六七岁，却没有小孩子应有的朝气，面色蜡黄、嘴唇发干、眼神空洞，无力地看着周围的人群，瘦弱的身体套在宽大的病服内，异常虚弱。这名小男孩是从外院转来的脑干肿瘤患者，之前的治疗一直没有效果，就被推荐到了湘雅医院。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紧急会诊后，决定实施开颅手术，我的导师担任主刀医生，手术很成功。
男孩是家中的独子，一直备受宠爱。虽然手术缓解了病情，但术后因头皮太薄，不好愈合，头皮下积液总是不能消失。这一切我看在眼里，不免心疼男孩小小年纪遭遇的痛苦，所以查房时总是详细询问其恢复情况，耐心为他处理伤口。后来他转到儿科，由于我担心伤口处理不到位，常常在忙完科室工作后，挤出时间到儿科给男孩换药，穿刺积液，包扎伤口。功夫不负有心人，男孩的伤口终于愈合了。或许是我每天这样坚持的举动感动了男孩的父母，我们从以前只言片语到谈天说地，从医患关系变成了彼此信赖的朋友，男孩更是亲切地唤我叔叔。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开心地逗逗这个小家伙，在心里祈祷他健康成长。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男孩慢慢好转起来，恢复了往日的活泼。但我和男孩的父母心情还是非常沉重。手术病理结果是胶质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病灶虽可被切除，但一般都会复发，病人要经受放化疗的煎熬。肿瘤复发这一恶魔总是潜伏在病人身体里，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好在男孩对放化疗耐受较好，顺利地完成了前期治疗。
从2008年开始，男孩和父母每年都会在相同的日子来复查，每次的检查结果也都让人开心，疾病丝毫没有复发的迹象，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年复一年，当初躺在病床上弱不禁风的小男孩已变成了阳光帅气的少年，很讨人喜欢，虽然由于步态不稳，精细动作有些不到位，但他思路清晰、情感丰富。在爷爷奶奶的陪同下，这个孩子接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欢声笑语又回到了这个家庭。
2013年8月，又到了每年例行复查的时间。已经整整6年了，如同往年一样，男孩的检查结果依旧正常，没有任何恶化的征兆。但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肿瘤犹如不甘失败的恶魔，又一次卷土重来，更加疯狂地侵蚀男孩的健康。时隔4个月，到12月，男孩的身体状况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急转直下，7年前相似的症状又开始出现，父母带他火速赶到医院，复查显示病情有恶化，脑干出现新的病灶。由于男孩病情危重，为了保证诊断的准确性，我们经过了多次会诊，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即使是肿瘤复发，以孩子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进行二次手术了。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保守的激素治疗，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突如其来的病魔让这一家人几近崩溃。为了医治男孩，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到美国进行治疗。国外同行给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结论，无须手术，对症处理。到了2014年2月，男孩的病情更加严重，失去了行走能力，开始长期卧床，意识也逐渐模糊。无奈之下，男孩父母重新向我寻求帮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男孩重新回到湘雅，由我亲自负责治疗。对着男孩的病历反复研究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肿瘤已扩散到整个脑干，任何治疗都已无力回天。接下来的一切治疗都是对症处理，减少病人痛苦，延长存活时间。
这个我医治了整整7年的孩子，这个曾经从死神手中夺过来的孩子，就要离我而去了。男孩和他的父母悲痛有多大，我对自己的怨恨就有多深，我恨自己医术浅薄，只能眼睁睁看着男孩饱受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男孩逐渐进入昏迷状态，我们不得不考虑他的后事。为了能对疾病有更深的了解，避免更多患者因此丧命，我想到了尸体解剖。我知道，对于传统的家庭来讲，这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孩子的父母，我理解那种绝望；然而，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职业要求我勇敢迈出那一步。犹豫了好些天，每次都欲言又止，终于，我鼓足了勇气，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男孩的父母并没有立刻答复我。
也许是我的努力打动了他们，在男孩就要离世前，他的父母同意了做尸体解剖，与此同时，还愿意捐献器官。那一刻，我愣住了，我钦佩男孩的勇气，更钦佩男孩父母的豁达。我更明白，在那一瞬间，我和他们不只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更是可以彼此托付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一起努力、奋力抗争，要一起消灭的，正是残害男孩的病魔。
男孩在5月末去世，他的父母捐出了孩子的器官，我亲自取下标本，进行解剖。通过研究，我们对男孩的病情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我把研究结果整理成病理案例，并邮寄给男孩父母，也算是一个交代。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正是病人的信任，支撑着医生攀登医学的高峰，这或许也是一个医者最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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