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英含家中的一个置物架上，除了几张照片，剩下的所有格子满满当当地摆着徐英含的荣誉证书和奖牌，其中正中间的位置，是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2018年10月颁发的中国病理事业终身成就奖。这是国内病理学界的最高荣誉，用于表彰那些为中国病理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病理学家。
这张薄薄的纸无法生动地反映出徐英含66年来的工作。提起他病理学家、法医学家的身份，《洗冤录》《法证先锋》《神探夏洛克》《法医秦明》等影视剧中，法医们处变不惊、抽丝剥茧的画面，让现实的迷雾得以拨开、冤屈得以昭雪的剧情，似乎能更直观地映出他为之努力半个多世纪的事业——一把解剖刀，切出惊天大案；一把测算尺，丈量法度良心；一台显微镜，窥见事实真相……
但在20岁出头的年纪，徐英含料想不到自己未来会与法医沾边。1946年，徐英含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抗战后组建的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首届学生。1951年，卫生部从全国医学院校抽调一批学习好、思想进步的高年级学生，举办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徐英含填写的是临床方面的志愿，却被分配到了南京法医师资班。有些不情愿的他，还为此去找了当时医学院院长。但当时法医师资班是著名的林几教授负责，在他指导下学习是难得的机会。经过一番考虑，徐英含最终决定服从分配，也开启了他与法医学一生难解的缘分。
“生病以后，我们身体的脏器、组织、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属于病理变化，涉及病理学方面的内容。用这些内容来解决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则涉及法医学。” 徐英含用简明的方式解释自己所从事的病理学和法医学，一如他在浙江大学给学生授课时的习惯。而这，还是受到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的影响。
“上学时，我很喜欢听贝时璋教授给我们讲《比较解剖学》。他备课很充分，上课从不带讲稿，常常是一边写字、画图，一边讲解，课程内容讲完正好下课，时间卡得非常好。”受贝时璋先生影响，徐英含从教后也要求自己不带讲稿上课。为了讲好病理学和法医学课程，他经常半夜起来备课，天快亮了才稍微休息。因为备课充分，案例生动，徐英含上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这些生动的课堂都是徐英含一点点摸索出来的。1953年，他到原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病理教研室工作，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位法医学教师。当时学校没有教材和教学设备，他开设法医学课程后，自己摸索法医学实验内容和教具改革，编著学科教材。他编著的《法医毒物学》和《法医病例解剖学》分别在1955、1956年出版，对推动我国当时的法医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其后的60多年中，徐英含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30余本。他主编或参编了几乎国内所有的法医病理学方面的教材。
在铅中毒与矽肺病理、大气污染对肺泡巨噬细胞的作用等方面，徐英含进行了深入研究，是当时国内矽肺病理研究的第一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进行了国内首例确诊艾滋病死亡病例的解剖研究。 “当时国内还没人解剖过艾滋病感染者的遗体，卫生厅特别指定让我来解剖。我认为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同时非常谨慎。”徐英含说，“解剖以后，病理切片检查也要非常仔细。”
“活人可能会撒谎，但是尸体不会。”这是法医界的俗语。作为国内法医病理学领域的权威，徐英含曾参与过国内诸多疑难案例的法医鉴定工作，其中不乏无头疑案、陈年积案、案中有案等案件。通过亲临现场细致勘察，寻找蛛丝马迹，或是解剖尸体，还原死者遭遇等，许许多多支离破碎的讯息被整合在一起，真相得以逐渐浮现，案犯也随之无所遁形。
法医是真正的“尸语者”，从已故的人身上探索事实真相，徐英含最在意的是严谨。“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不能怕辛苦，要非常仔细，非常慎重。因为这牵扯到死者的死因。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稍微偏颇一点都不行。看到什么，记了什么，证实了什么，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被其他事物所左右。”徐英含说。
徐英含的同届同学姜起立在回忆浙大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法医学虽非徐英含同学的志愿，但徐英含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在法医学方面作出了优异的贡献，著作等身，荣誉多多，成了法医界的权威，令人钦佩不已。”
《炉灰中的牙齿和纽扣》《水中的无头案》《一个70岁老人的情杀》……这些标题乍一看都是悬疑小说题目，实际也是徐英含的作品。他结合自己亲历的案件和全国知名的法医报道，编写了《法医疑案》等具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让不是病理学和法医学领域的读者也能了解法医病理方面的知识。
1998年，72岁的徐英含退休。仅两年后，他重新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参加法医病理学工作。2004年3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成立，徐英含先后任中心资深鉴定人和顾问，一直工作到现在。
这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者如今桃李满天下，其中很多人早已成为国内、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来茂德是德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原副校长，现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龚芸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病理学教授；周健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著名科学家，宫颈癌疫苗共同发明人……
而他们的老师、93岁的徐英含依然时常到浙大司法鉴定中心上班。尽管鉴定中心因为他年事已高，再三叮嘱他打车来，但他不愿意。只要单位有事，他就马上骑上自行车赶过去。“骑自行车更自由。”他说。（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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