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的双重挤压效应来看，很难消除城市化的主动效应，但是，采取一系列办法来解决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居住问题，却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2013年全国结婚率为9.9‰，2014年降低为9.6‰，2015年为9‰，2016年降到8.3‰，2017年再降到7.7‰，2018年中国结婚率只有7.2‰，创下2013年以来的新低。
结婚率下降是一个正常现象
结婚率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结婚适龄人口的比重在相应减少，这必然会导致一般结婚率的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中国的结婚率还会进一步下降。比如，2010年中国的出生率只有11.9‰，以22岁为结婚年龄来看，2010年出生的人口将在2032年左右进入结婚生育阶段，自然会拉低那时的结婚率。
其次，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中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逐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结婚率越来越低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结婚意愿有着“双重挤压”效应。
一方面是主动地使人不愿意结婚，这是城市化对结婚率的主动效应。相比农村，城市中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在陌生人的社会中也没有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育劝说”，父母亲戚的压力也鞭长莫及等。
这些因素都使人不想结婚。有了不结婚的自由，选择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使得很多人被动地降低了结婚意愿。或者晚婚，这就被动地降低了结婚率。
结婚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晚婚，这导致初婚时间的推迟。根据媒体报道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结婚登记公民的年龄段，由20-24岁占比最多，变为了25-29岁占比最多。结婚年龄的延迟，体现在每一年的数据上，就是结婚率的下降。
晚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教育年限的上升，这其实是城市化的一个表现。一个人本科毕业大约23岁，如果再读完研究生，到毕业时就已经26岁了。虽然读研究生的人相对较少，但接受本科教育的人的确增加了很多。
1977年，我国的本科录取人数是27万人，过了20年，到1997年，这一数字才增加到100万。1998年高校扩招后，本科毕业人数飞速增长，到2015年达到了惊人的700万人。根据相关估算，本科毕业生已经占到了同龄人的20%。显然，这就会推迟结婚年龄。
而且，年轻人在城市中打拼，工作忙、时间紧、没有时间谈恋爱。恋爱都顾不上谈，结婚就更是遥远的事了。此外，城市化也提升了婚姻对双方经济的压力，比如高房价，就抑制了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愿望。而且，婚姻还意味着生育，结婚后生子和育儿的支出也是一种压力。所以，某种程度上，城市化也使人失去了结婚的自由。
高房价对结婚率的抑制效应明显
城市化过程对结婚率的影响，房价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值得单独说一说。
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工作，起步的工资是很低的。房子看起来是可望不可即的。即便在双方家庭的资助下可以凑到首付，但多多少少自己也要存一点，至少按揭总要小两口拿吧。
而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7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仅为4317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4774元，高职高专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3860元。虽然这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17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033元，但对于按揭来说，显然还不够。
按一套房子200万计算，贷款7成30年，一个月要交按揭大约在7000元左右，基本上会耗掉两个刚刚进入职场没几年的年轻人的工资。而且，除了按揭，还有装修需要花钱。
不买房就结婚可以吗？丈母娘肯定不同意，其实，丈母娘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系列政策作用到丈母娘身上，丈母娘给出的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反应。因为除了安居乐业的因素外，附加在房子上的权利，比如孩子上学的权利等，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房子看得重一些。
所以，中国人结婚，房子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房子对年轻人来说又非常贵。那么，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毕业了，多工作几年，攒点钱，再考虑结婚。而且，房子贵，结婚变得更加理性，于是，婚姻更成为一个双方家庭的经济行为，这就会加大磨合、协商时间，从而延长了年轻人的平均婚龄。
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结婚率的影响，从地区数据的差异可以得到印证。结婚率最高的几个地区是西藏、青海、安徽、贵州等欠发达地区。贵州2018年结婚率达到11.1‰，全国靠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8年末，上海、浙江的结婚率为全国倒数前两名，上海结婚率为4.4‰，全国最低。另外，天津、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结婚率也较低。不难发现，最高的和最低的地区，结婚率相差一倍多。这就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所以，结婚率降低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果，应该理性看待。不过，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还是要拿出办法来促进年轻人结婚、生育。从城市化的双重挤压效应来看，很难消除城市化的主动效应，但是，采取一系列办法，来解决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居住问题，却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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