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别协商形式特别好，以后应该多以这样的形式开会。会上，我发现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对我们关切的问题也很关注。”3月11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举行的医卫界别协商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教授林野对记者表示。
会上，“重大传染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存在新发传染病以及传统烈性传染病的潜在威胁”“政府投入机制问题不解决，减少普通门诊、分流病人、分级诊疗都难实现，公立医院的趋利机制无法真正破除”“许多村没有村卫生室，例如湘南某地级市还有139个村没有村卫生室”等发言直指难点痛点问题。同时，委员们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就如何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出建议。
完善基层疾控服务体系
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介绍，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公共卫生包含疾控，疾控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疾控体系包括县级疾控中心以及区域内承担疾控任务的综合医院、乡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
“然而，基层疾控体系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们还面临巨大的疾控压力。”高福委员指出，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面临的健康问题日趋复杂，疾控任务也更加艰巨；另一方面，基层疾控体系机制不顺，财政保障不足，设备配置达标率低，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且人才流失严重。
高福委员建议，探索“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疾控中心管理新模式；明确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和任务；县级疾控中心主动融入医改，真正实现医防融合；提升基层疾控机构传染病防控核心能力；加大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人才培养；推进疾控信息化建设。
增加政府公共卫生事业投入
公开信息显示，世界各国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占GDP百分比大致有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占GDP的10%以上，如美国、瑞典、俄罗斯等；第二层级是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占GDP的5%至10%，如法国、德国、瑞士等；第三层级是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占GDP的4%以下，如马来西亚、秘鲁等。目前，我国处于第三层级。
“用目前的政府投入支撑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尚有难度。从国际经验看，中等发达国家都是在具备我国当前经济水平时，逐步增加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直至建立成熟的政府投入机制与比例体系。” 林野委员表示。
林野委员认为，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不足会带来不少问题。如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决定了医疗服务供给侧的功能与模式，三级公立医院在现行运行体制下为了生存，“虹吸”患者，大量患者集聚三级医院，使分级诊疗举步维艰；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院医护人员超负荷劳动，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获得感不强；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不足还导致医疗保障体系设计不合理等。
林野委员建议，相关主管部门要正视现实，共同呼吁在逐年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合理投资比例。“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医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真正实现分级诊疗；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医务人员有获得感，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林野委员表示。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当重视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配备方面，还是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加强、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医疗保障水平有较大提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逐步扩大，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深化医改带来的好处。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不强、机制不活、人才缺乏等问题逐步凸显，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表示。
据徐自强委员介绍，调研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基本设施设备缺乏；乡镇卫生院业务萎缩；人力资源缺乏，乡村医师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技术低、年龄高“三低一高”现象；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绩效工资不高，导致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受挫，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盘不活”；村卫生室条件差，最常见的设备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政策保障力度不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待遇等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凸显。
徐自强委员建议，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填平补齐”建设，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实行本土化培养，破解“引进难、留住难”问题；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建立基层医疗机构激励制度；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机制，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完善基层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等。（记者 蒋红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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