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遭催婚”“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中国剩男剩女数量增长”……近来，生育问题频上微博热搜，人口问题总能引起全社会讨论。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据此推算，2018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1.5。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2016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4的仅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波兰、新加坡，照此说，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生育率下降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大，养育子女的成本上升使得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同时，现代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职场竞争上也能与男性旗鼓相当，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女性掌握了婚育的自主权，并不断推迟婚育年龄。
生育率低迷会让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且人口总量可能陷入“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2000年的这一比例仅为6.96%。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的改变推升了劳动力价格，使得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提高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愈发迫切。另外，劳动力数量下降还将造成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下降，从而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老龄化加深会引起社会抚养负担加重，还会带来养老、医疗和照料等问题，对社会福利体制构成挑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人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对人口生育率变化应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视角出发，加强包括人口、抚幼、教育、就业、产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养老等环节的制度建设，形成政策联动和制度协同的完整布局。
一方面，从促进生育的角度，应该积极完善生育政策，消除制度障碍，满足有能力生育多个子女家庭的生育需求；并为生育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支持，采取税收减免、教育津贴等灵活多样的政策；加大对学前教育和托幼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社会福利体制；构建友好、包容的生育环境，为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调整只能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无法改变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除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之外，必须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振兴人才战略，保持经济创新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健康城镇化，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杨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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