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黎（左一）和同事值夜班时在病房查看重症患者病情。
本报记者 邱超奕摄
陪病人比陪家人多
“上夜班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但既然当初选择了从医这条路，就要克服困难，坚定地走下去。”
“今晚这里有23张病床。1床的患者是腹部外伤，肝脏、胰腺、肠管损伤，接受器官吻合手术后生命体征不稳定，处于脓毒症休克状态；14床的患者病情较重，是一位28岁男性，前阵子在高温下得了热射病；最需要注意的是11床的患者，这位26岁女性患有重症肺炎，正通过体外人工膜肺来维持生命……”
晚上9点15分，王黎穿上无菌衣，站在解放军总医院外科楼四层重症医学科的玻璃病房里。他是该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23位患者的病情，他全部清清楚楚。患者何时来的？如今什么状况？检查结果怎样？治疗手段是啥？……这些问题，他每次值夜班都要实时了解。
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住满了生命垂危的患者，例如多器官功能不全、脓毒症、重症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患者。情况最重的患者，全身都插着管子，四五台机器围着床沿，十几袋药水挂满支架，连血流和呼吸都依靠机器进行，日夜需要严密看护。
上班期间，王黎精神高度紧张，基本合不了眼。“4天一个班，上24小时。早上8点上班，次日中午下班，实际接近28个小时。”王黎参加工作7年，由于总是超负荷工作，需要喝咖啡提神，所以打得一手好咖啡。
王黎有个5岁的女儿。去年冬天，他被抽调到海南三亚院区，农历腊月二十九，医院收治了一位重症肺炎患者。当天中午，王黎开车去机场接家人来过年，结果刚见面，手机就响了。“王医生，患者病情恶化，呼吸机全力支持也无法改善氧合！”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切。
王黎拉上家人直奔医院，说好的一起吃大餐也变成了吃食堂。“这时女儿不高兴了，抱着我不撒手。”救人要紧，王黎一狠心，把女儿塞给妻子，扭头就走。“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女儿在身后伤心地哭喊，王黎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必须要走啊，救人是我的职责。”
5年前，女儿出生那天，王黎也在值班，结果妻子产后大出血，负责陪护的家人又临时不在，医生跑出来找人，竟发现门外没有家属。“像我这样因工作放弃家事的医生太多了，哪个科室都有。”王黎说，“家人是否理解我的辛苦？我觉得能理解，但情感上不容易接受，这需要我花时间、花精力去争取支持。”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贾立静一说起孩子，总有些愧疚。她的女儿7岁，经常在她出门时拉着她说：“妈妈别去上夜班了，你陪陪我吧！”她只好蹲下来告诉女儿：“妈妈必须去上班呀，医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妈妈去救呢。”贾立静每4天一个夜班，经常不能陪女儿。她以前给女儿报了个辅导班，有一次去接女儿，辅导老师说：“原来您就是她妈妈啊，孩子都学习两年了，还是第一次见您呢！”
10年急诊，贾立静有6年没回老家过年。五棵松商圈离医院很近，可过去5年里她没去逛过一次街。“夜班后回家，我累得不想说话。一开始爸妈还开玩笑，说我以前挺活泼的，如今怎么不吭声了？后来他们到医院来看我工作那么忙，从此特别理解我。”
“因为夜班，我不能好好陪父母和妻子，工作7年只休过3次年假。”朝阳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胡晓星说，他是个足球迷，但经常因为上夜班，不能按时参加和朋友们约定的足球赛。“上夜班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但既然当初选择了从医这条路，就要克服困难，坚定地走下去。”
难忘棘手的“第一次”
“只有多经历挑战，心中才不会慌。从生疏到熟练，从紧张到沉稳，都是一个个夜班磨出来的。”
“夜班是很辛苦，但这份工作也让我得到了历练。”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总值班医师姚儒上任3个多月，感觉自己进步很快。协和医院的外科总值班，负责全院所有的外科急会诊，晚上常有危重患者需要急救。
“今年6月3日是我第一天当班，心里有些忐忑。之前我没有处理过危重病例，更没在紧急情况下独自做过任何决定。”姚儒说，外科总值班需要评估患者的病情有没有手术指征，有没有禁忌以及能否从手术中获益，而这些判断，光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历练。“有的患者确实有手术指征，但身体耐受性很差，手术风险就很高。另外，与家属的沟通也很重要，需要考虑患者的家庭组成、经济情况等，同样的病情发生在不同患者身上，治疗选择也可能不同。”
“每个晚上我都会遇见不同患者，必须用所学知识及时给出治疗意见，每次值班都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姚儒说。8月底，有位患者反复呕吐，经过内镜、CT检查后判断是机械性肠梗阻，很可能有肠道扭转或粘连。经保守治疗无效后，姚儒参加了这台急诊手术。“切开患者腹部一看，他的小肠被一层茧样薄膜整个包裹，这和术前的推断完全不同，并不是扭转、粘连，而是感染所致。这说明，医生对看似常规的病例也要多留个心眼，即使是先进的影像技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探明病因。”
姚儒说，当了总值班才体会到，医学探索永无止境。同几个月前相比，如今他对急诊危重病例的处理更成熟，思考问题更全面，手术操作也更熟练。“刚开始总是心里没底，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外科总值班的工作。”
2015年，那时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心脏重症病房值夜班的赵丹青遭遇了惊魂一刻：一位心梗患者突然室性心动过速，经反复实施除颤后仍不见效，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赵丹青一时难以应对，急忙打电话找值班主治医师，主治医师赶到后马上对患者进行再血管化治疗并留置主动脉球囊反搏，经过紧张抢救，患者脱离了危险。
“听同事们说，当时电话里我的嗓音都在颤抖！”而今，赵丹青也成了协和医院内科总住院医师，管理着内科楼里11个病房。“回想这几年，那些棘手的‘第一次’碰得多了，心态和能力才逐渐成熟起来。”
“医学界流传着一句话，叫‘严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也就是说，手术前后，患者随时都需要精心照料，而晚上往往只有少数医生在岗，面临的挑战更大，对医术的锻炼也就更多。”胡晓星说。
7年来，胡晓星在夜班中先后遇见各种从未处理过的病情，有刀刺伤、膈疝、咳血、血气胸等。“只有多经历挑战，心中才不会慌。从生疏到熟练，从慌张到沉稳，都是一个个夜班磨出来的。”胡晓星说。
医患需要相互理解
“如果医生在尽最大努力救人时，却遭到对方的冷眼、误解甚至对抗，这会伤害医生，也会影响对患者的救治。”
2012年的一天，晚上8点多，王黎刚到重症医学科独立值班，病房收治了一位颌面部肿瘤患者。“她嘴里插着气管，为了让她舒服些，我就给她输了点镇痛药，好让她睡一会儿，然后又按照常规，把她的双手束缚在床边，防止睡梦中抓挠气管。”王黎说。
半夜，这位患者醒了。王黎刚好在病房，听见她不停用手拍打床沿，就凑上去问：“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患者直勾勾地看着他，微微点头。于是他又问：“是因为管子插着疼吗？”患者摇摇头。“那是不是觉得手绑着很难受？”患者又点点头。
王黎陷入了纠结：如果给患者松绑，她可能会抓挠气管，甚至脱落后造成严重后果；但如果不给她松开，她又确实难受。“最后我叮嘱她，可以把手松开，但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能乱动。”当晚，王黎和护士们加倍小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下，防止气管脱落。
后来，这位患者治疗得不错，转到普通病房。又过了一周，她专程回来找到王黎道谢。“患者说，手术当晚醒来，肢体束缚让她很难受，而我刚好出现，帮她解开了束缚。虽然病痛中昏昏沉沉，但那天的场景她记得很清楚。”这件小事让王黎备受鼓舞，后来查房时，他也会经常问自己，怎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患者，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医生看起来‘冷漠’，其实更多是‘冷静’。”赵丹青说，面对患者，医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判断危险、处理病情上。“医生也有同情心，但内心必须更加坚强，把救人当作第一要务。”赵丹青只有在一个人时，才会放下压力，甚至默默为患者哭泣。
在急诊抢救区，患者病情复杂多变，由此产生的误会也不少。“前阵子我收治一位65岁的男性患者。他和同伴来北京旅游，结果突然身体不适被送进医院。我看他持续胸痛、大汗淋漓、心电图明显异常，判断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建议马上手术。”贾立静回忆。
可到了手术签字时，患者以为不要紧，不愿做手术。他的同伴也不签字，认为医院只想多赚钱。贾立静只好打电话给患者的儿子请他授权签字，可对方竟以为是诈骗，没说两句就挂机了。贾立静当时又心急又委屈，她深知，心梗每耽误一小时，就会损害恢复效果，甚至直接危及性命。而患者和家属的误解，硬是把半小时内就能治的病，拖延了几个小时。
“最后，患者的一位朋友赶来劝他签字，他还在较着劲，结果突发室颤心脏停跳，我们赶紧实施手术，才把他救了回来。”贾立静说，对于不知情的人而言，可能觉得有些病拖几分钟没事，但对于医生来说，每拖延一分钟，都是对良心的煎熬。“如果医生在尽最大努力救人时，却遭到冷眼、误解甚至对抗，这会伤害医生，也会影响对患者的救治。”
“希望医患之间能多些理解、尊重和信任。”王黎说，他每天上班都要花很长时间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说到底，医患本不该有矛盾——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没必要互相猜忌。”
“医患双方都需要换位思考。”胡晓星说，“患者有时抱怨排队2小时，看病5分钟，好像医生匆匆打发人走。但绝大多数医生在患者等待的这2小时里，其实一直在给其他患者看病。当然，医生也要体谅患者的痛苦和焦急，在细节上给予患者更多关怀。”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6日 19 版）
(责编：许心怡、许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