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手机依赖】
刷朋友圈、刷微博、刷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刷”成了不少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人们几乎与它们形影不离，手机依赖也成为常态。如何避免成为“手机奴”，是当下热议的话题。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建设传播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明宗峰与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
记者：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将手机视为上学期间的必带品，“手机依赖”正在向低龄人群逼近。从家庭和学校的角度，应该做哪些努力？
明宗峰：从家庭的角度，家长和孩子应该提前达成协议，约定好手机使用时间，并控制好使用时长。此外，也需要选择优质内容，最好单独给孩子留出一个手机，关闭上网等功能，专门下载一些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避免孩子连续看视频、反复玩游戏。从学校的角度，校方可以定期召开主题班会，让学生讨论手机利弊，经过一番讨论后的自主选择，往往比一味接受规章制度取得的效果更加理想。
刘德良：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思考，如何帮助未成年人培养更有吸引力的兴趣，这样未成年人自然而然就可以主动摆脱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而且，大人要做到以身作则，在抱怨未成年人依赖手机时，老师和家长也要反省自己有没有“手机依赖”，有没有为他们营造出良好的学校和家庭氛围。要做到通过深入的理解、充分的沟通、殷切的关怀、正确的引导、真诚的鼓励、有效的督促，并附带适度的惩罚和批评，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记者：导致人们依赖手机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一些不良应用导致人们“上瘾”。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整治？
明宗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监管部门应该从规范手机应用入手。以手机游戏应用为例，国家应该制定合理、健康、绿色的游戏标准和规则，并设置一定的游戏门槛，尤其要限制中小学生以及不适合的人群随意进入游戏。另外，针对不良厂商一味追逐利益行为，建议相关部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信用评级制度，把无良企业列进失信名单，并设立相应的违法、违规运营举报机制，鼓励网民为监管机关及时提供线索。
刘德良：国家在立法方面应加大力度。未来的游戏立法和游戏产业发展不能只着眼于经济效益，应以确保其娱乐本质和防止沉迷为出发点。首先，要不断强化运营商的平台责任，加大对运营商违法行为的整治。其次，还要引导防沉迷系统建设，对主体、时长、频次、两次在线之间时间间隔等方面做出规范。
记者：不少业界人士呼吁建立、实施网络分级制度，以此来消除青少年手机上网带来的隐患，对此您怎么看？
刘德良：现在很多网络服务应该针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两个不同的网络用户群体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的分级，形成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网络内容提供制度。尤其，对未成年人涉网内容进行一定的“事前隔离”保护，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进入“与其年龄、身份等明显不符”的网络世界，通过净化网络空间，保障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另外，要建立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分级标准，还要设立包括教育、心理、法律、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库，手机应用上线前从专家库里随机抽选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专门审查组进行科学的论证。
记者：从网民的角度，如何努力减轻对手机的依赖？
明宗峰：手机作为高科技产物的代表，本身并没有错，利用得当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有趣，而过度依赖就使我们丧失了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表达力，手机就会一步步吞噬人们的潜力。拒当“手机奴”和“低头族”，首先，不能漫无目的地用手机上网，可以在学习工作之余的休闲时间里玩一下，但不要占用过多时间；其次，要有规律运动，不要机不离身，才能逐渐摆脱对手机的依赖。
具体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帮助“手机控”减轻对手机的依赖：一、关闭手机震动提示以及部分应用推送。对于很多人来说，查看手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此关闭那些让人分心且无关紧要的通知很有必要；二、将屏幕颜色设成灰色调，这样手机看起来变得更为单调，从而降低用户对手机的关注度；三、可以安装防沉浸应用。现在很多手机应用都可以帮用户限制使用频率，有些甚至可以统计手机解锁次数、应用使用时长等，可以帮助“手机控”了解自己手机的“中毒”程度，看看每天自己的时间都去哪了，然后寻找“药方”，给自己“解毒”。（记者 李政葳 本报记者 刘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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