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在树兰（杭州）医院的“医空间”里，头发花白的简·莱若特教授点了一杯咖啡，“这是我今天的第二杯，我喜欢手术前后各来一杯咖啡，这能让我保持专注。”这位世界著名肝移植专家在树兰的习惯还是没变。
简·莱若特教授的头衔很多，比如美国外科学院院士、欧洲移植外科学会副主席、国际肝脏移植协会主席等，但他的中国病人们还是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杨教授”。继今年3月来树兰医院交流之后（详见3月27日A17版《世界著名肝移植专家来杭体验中国式医疗》），他时隔5个月再次在中国站上手术台，在短短的十天里已和郑树森院士联手完成六台高难度手术，这次杨教授又有哪些新体会呢？
多次的造访让杨教授深切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让他对中国这“神秘的东方”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除了工作强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不同，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专家与患者之间的“东方哲学”。“在中国，人们更在乎如何养生、如何能长寿，因此包括郑树森院士在内的中国医生们很善于思考怎样的治疗方案更有利于患者的生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杨教授如是说。他用上周五和郑院士联手完成的一台高难度手术向钱江晚报记者举例子，一位原本坚持要求肝移植手术的患者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
杨教授介绍，接受手术的是一位45岁的高位胆管癌患者。肿瘤位于右肝，侵犯右肝管，肝脏功能逐渐恶化，黄疸症状也很明显，外科切除手术难度大，可考虑肝移植手术。经过第一次的病例讨论，医生们为她制定了肝移植的治疗方案，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家属肝移植意愿强烈。然而这个方案也并非“一劳永逸”，接受肝移植就意味着患者需要经历排异的难关，很可能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抗排异，如果能够尽可能保留她自身的部分肝脏，那对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巨大的提高。“‘原装’的毕竟还是要好一些”，杨教授笑着对记者说，“因此，从接到这一病人开始，郑树森院士和我就一直讨论评估，这个患者能不能不做移植。”
经过郑院士、杨教授以及多位专家的再次评估，患者体重较轻，她剩余左边半个健康肝脏的体积刚好能够支撑术后的代谢功能，因此他们决定放手一搏，为患者改做扩大右半肝切除术。同时医生们也做好了无法保肝、需要肝移植的准备。
“从术后第一天的评估来看，郑院士的判断是非常明智和准确的，患者左边肝脏的功能仍然完好，因此即使扩大右半肝切除后，剩余肝脏通过功能代偿也足够维持患者的生存。”杨教授赞叹道，这个手术能够成功，需要归功于郑树森院士精准的手术操作和不断精进的手术技巧。“相比于我3月份来中国的时候，郑树森院士在他的手术技巧上又有了创新，如此短时间内的创新在西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杨教授所说的创新，是郑院士在肝移植手术方法上反复摸索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肝动脉吻合由连续缝合改为间断缝合，可以减少术后血管狭窄的风险；再比如先阻断肝下下腔静脉再切除病肝，可以降低手术中癌细胞通过血流扩散的几率。同时这位患者右半肝切除后，郑院士将患者左肝管和胆总管做了精细的吻合，避免了切断小肠和行胆肠吻合。
这些方法都有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延长患者术后的生存，提高生活质量。
“我被郑树森教授高超的医术所震惊，手术如他预期的那样很成功，病人第二天就从重症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很快就可以进食和下床活动了。”杨教授说，正是因为用“保肝治疗”替代了原本的肝移植方案，这位患者不仅恢复得快，而且也不需要长期抗排异治疗，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
“这样的手术风险巨大，像是一场博弈，但我们为什么可以有底气做出这样‘放手一搏’选择，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医疗团队和技术作后盾。”郑树森院士说，“比如我们有李兰娟院士可以做李氏人工肝替代治疗，我擅长肝移植治疗，我们医院还有很多优秀的医生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来保证重症肝病病人能在我们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在这样的后盾支持下，我们就有能力选择对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案。
国外专家共同参与手术在树兰医院并非首例，郑树森院士告诉钱江晚报记者，树兰（杭州）医院是一家国际化的大型综合医院，聘请了像杨教授一样的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共同开展诊疗和教学工作，也和国际多所优秀高等学府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都是为了能让更多来我们医院的患者享受到国际标准下的优质医疗服务，为了让中国的医学事业在东西方的碰撞中不断萃取精华，创新发展。
杨教授说，年底他将再次来到树兰，带来更新的医学理念，下一次他将作为世界一流教授来参加由教育部牵头的浙江大学本科生评估，届时他希望也有机会能给医学生们亲自授课。“相比具体的外科操作技术，我更想传授给学生们学习知识的方法，让他们自己在医学的海洋里探索发现，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杨教授说，比如他很欣赏郑树森院士身上“quiet”（冷静）的品质，这一点就很值得医学生学习。（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谢晨 金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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