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针对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展开了深刻的总结和部署。
此次疫情中，北京市经受住了巨大防控压力的考验。近日，围绕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的话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相比2003年的非典，我国此次对全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做好重大疫情防控的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工作，认识和部署都要更加深入，不忌讳、不回避，勇于面对问题，是“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
■健康报：北京市的疫情防控经历了几个阶段，是否系统性地总结分析过其中得失？切实加强监测预警能力，为更早发现、及时阻断潜在重大疫情的发生，北京市有怎样的考虑？
雷海潮：从1月份来自武汉的疫情输入，到2月底的境外疫情输入，再到6月11日的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经受了3轮冲击，是国内经历疫情风险类型最多，防控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
从3月上旬开始，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每天都向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提交一份《境外疫情风险动态分析》报告，即反映全球疫情态势，又重点跟踪分析70个国家的发病、死亡及输入我国病例的情况。从3月下旬开始，这份报告的开篇以摘要的形式增加了“政策建议”部分，主要反映在全球疫情形势背景下，根据防控工作需要提出的需要加强、改进和创新的意见。
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中有些内容正是来自前述“政策建议”，蕴含了北京市为全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诸多努力和思考。从3月至今，《境外疫情风险动态分析》已编报近200期，连同每日摘编的《境外疫情参考》，共同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疫情早期预警预报方面存在的不足，加强重大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建设需要新的设计和思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市在144家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症状监测哨点，构建起了针对发热、腹泻等传染病症状的主动监测网络。通过分析新发地疫情发现，携带新冠病毒的冷链物品污染了环境，也导致人的感染。这就说明仅基于医院开展传染病症状预警监测是不够的，想在更加早期发现传染病的蛛丝马迹，必须开展健康人群和环境监测预警。
疫情预警监测外推至人群和环境监测，理论上讲，可以筛选出第一个被感染而未发病的人员、第一份被污染的环境样本，但这意味着海量的监测工作和巨大的经济投入，技术上可以做到，但经济上无法负担。这就需要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找到一个成本效益平衡点，合理确定监测对象范围、监测频次。开展人群和环境监测并不能保证“逮住”每一次风险，但将会减少“漏掉”风险的机会，这是传染病监测预警理念的一次跃升，北京市已开始着手推进这项工作。市疾控中心在通州区的新址建设也已列入日程，未来实验检测和预警能力将有明显提升。（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健康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具体看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哪些短板和弱项？对于补短板、强弱项，有怎样的建议？
雷海潮：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理论流行病学的疫情分析和预测能力急需加强。北京疫情防控之初，流行病学调查仍以传统的面对面采访为主，后在经信部门及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协助下，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始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提高了准确性和效率。由于缺少大数据分析团队和渠道，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模预测能力未能有效发挥，落后于信息技术的单位。这也是未来加强疾控系统人才队伍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
疫情期间，自动语音文字转换系统的开发应用，大大提高了流调报告撰写的效率，这些新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结构化数据库，并不支持流调报告全信息的分析，大量流调报告中非结构化文本信息所包含的价值被埋没了，远远没有被利用起来。在对流调报告信息的深度挖掘方面，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仍有待介入。
在病例发现环节，加强核酸检测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实践证明。加强“又好又快又多”的病原检测技术研发，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病原检测，是提高疫情防控能力的重要方向。尽管快速检测技术已经研发问世，核酸检测所需时间已经明显缩短，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病原鉴定尚未突破对P2实验室的依赖，检测花费时间仍在小时级，个别到分钟级的检测设备通量太低，难以应对短时间内开展大量检测的需求。
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供应工作极为重要。建议探索建立国家、省、市、县、机构、家庭六级物资储备机制，同时，口罩也应视为重要物资进行储备。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如果当时有这样的家庭储备机制，每个家庭都储备有两周用量的口罩，一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恐慌，二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早期传播。此外，国家还应加强ECMO、CART等高端医用设备的研发和产能储备。
■健康报：对临床医疗机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反思？
雷海潮：医疗机构内的院感防控仍需改善和加强。发现潜在的传染病患者，阻断院内感染，设置发热门诊、规范隔离观察，具有重要作用，但仅靠这些还不够。发热确实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共有症状，但并非唯一症状，新冠肺炎就是例子，患者在发病初期可能并不会发热，而是出现腹泻、嗅觉改变、味觉改变等症状，这些感染者可能没有进入发热门诊而进入其他临床科室，毫无疑问这会造成巨大的风险隐患。
鉴于此，医疗机构内的所有人员应该常规坚持戴口罩等基本防护措施。“三区两通道”的设置是否适用于医院所有病区？为避免人员混杂、秩序混乱，是否应该将疫情期间严格管控的探视制度坚持下去？医院设施应尽量减少手触操作，是不是可以用感应式或语音交互来进行操作控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全行业认真考虑。
在医疗救治方面，无论是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都存在多方面能力亟待加强。疫情初期，北京市的负压病房只有112间，疫情期间增加到290间，但仍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北京市明确提出，全市负压病房在2022年要增加到700间。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在面对大规模疫情时，同样会出现负压病房不够的问题。此外，部分医院正确、规范使用ECMO、呼吸监护等仪器设备的能力不足，也是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个临床短板，这些基础性的资源和能力储备都有待加强。
加强急救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北京市的负压救护车不足40辆，出现境外输入病例后，大多数集中在首都机场转运相关旅客，仍然有些捉襟见肘。随着疫情发展，北京不断加强传染病急救转运能力，负压救护车已增加至115辆。此外，我国对综合医院、疾控机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在加强专业模块化综合应急救援机动队伍建设方面还需发力。
■健康报：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靠的不仅是医疗卫生领域，从宏观的社会管理角度，您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雷海潮：首先我国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治建设，针对重大疫情防控完善立法保障。医疗卫生领域有不少立法，但立法着眼点主要是专业技术角度考量较多，传染病流行时的社会管控等公共管理层面的立法急需补位。北京市正在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治、爱国卫生运动等角度，推动地方立法的进程，立法的原则就是明确属地、行业、单位和个人四方的关系和责任。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还应特别注重防治技术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统一。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患者发现、疾病救治等方面的技术处置十分重要，但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链条、保护易感人群等防控疫情扩散的社会管控措施同样十分重要，二者相互协作、密切配合才能更好更快地控制疫情，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实现两方面工作的高度统一。
具体到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体制改革，同样要理顺系统内的管理和业务技术关系。北京市的改革思路是加强市、区二级机构的协同高效，强化管理关系。同时，加强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之间的业务融合，医生要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锻炼，公共卫生人员也要到医院学习，培养既懂公共卫生又懂临床医疗的专门人才。
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要防止出现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防止出现“重治轻防”。真正落实“预防为主”卫生健康工作方针，要把更多资源加强到疾病预防控制各环节待补的漏洞、弱项和短板上。二是防止出现“重物轻人”。有的地方重视设备设施投入，拟投资建设大批硬件设施，购置大量技术设备，但却忽视了人才队伍能力培养和建设。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培养领军人才、专业骨干，建设人才队伍，提升能力水平，才是根本之计和问题关键。（首席记者 刘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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