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提示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由于国际关系、性别、年龄等因素的交叉影响，脆弱性与脆弱群体问题在全球政治中呈现出新样貌。应如何理解“脆弱性”？“脆弱群体”包括哪些群体？在性别、职业、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妇女是否面临多重脆弱性问题？国际社会和中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人类能否超越“脆弱性”，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蔡双喜
记者: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脆弱性”问题，我们应如何理解“脆弱性”？
李英桃:从20世纪70年代起，“脆弱性”被用于分析自然灾害，后逐步拓展到社会学、生态环境、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成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对“脆弱性”的界定是：“在收入和健康方面，脆弱性是指家庭或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收入或健康贫困的风险。但脆弱性也意味着有可能面临一些其他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等）。”
我认为，在特定情境下，特定主体的脆弱性＝所承受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因易感性、暴露程度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疫情给特定人群带来的与健康直接相关的脆弱性，可称为“健康脆弱性”；相关人群可称为“健康脆弱群体”。其他因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及应对措施带来的脆弱性及其与既有社会脆弱性相叠加、交叉而加深的脆弱性，都可统一称为“社会脆弱性”；相关人群则可称为“社会脆弱性群体”。
记者:“脆弱群体”包括哪些人群？疫情给脆弱群体带来什么影响？
李英桃: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人群普遍易感”已经成为共识。依据身体状况，“健康脆弱群体”覆盖老年人、严重的基础病患者、孕产妇、残障人士以及其他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受到居住条件和生存状态等外部环境影响，这一群体包括但不限于无家可归者、养老护理设施居民、监狱服刑人员、幼儿园和学校的幼童和青少年学生，以及生活在贫民窟等不适宜环境中的人群；由于职业特点，医护人员、警务人员、公共交通驾驶员、快递人员及其他暴露程度高的人员，面临较大感染危险。身体状况、居住条件与职业特点三个条件往往相互作用，综合发挥作用。如养老院中有基础病的老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病死率都相对较高。
疫情及应对措施所带来的“次生风险”和“社会脆弱性”也是普遍存在的。疫情严重破坏了各国基本卫生服务，造成广泛的社会经济干扰和对医疗系统的冲击；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封城、停止社会活动等措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疫情扩大了社会脆弱群体的范围，恶化了既有社会脆弱群体的脆弱程度。
记者:在性别、职业、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妇女是否面临多重脆弱性问题？
李英桃:整体看，在性别、职业、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妇女暴露出多重脆弱性。
在“健康脆弱性”方面，由于妇女是医护人员的主力军，她们暴露在病毒下的可能性更大。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医疗机构工作的病例中，72%为女性，28%为男性。但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因具体情况而有很大不同。中国各地援助湖北的医疗队中有约42000名医护人员，女性占2/3，其中没有感染者。
在“社会脆弱性”方面，首先，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例增加了。疫情暴发后，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在不同国家都有所增加，有些国家甚至激增一倍。其次，妇女多受雇于疫情影响严重的经济部门，受经济衰退影响更大。再次，疫情期间的居家工作、隔离状态加重了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最后，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决策中仍然缺乏性别平等专家和性别视角，这种情况不利于制定性别平等的抗“疫”政策。
可见，妇女确实面临多重风险。有学者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危及近几十年来女性在经济正义和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
记者:疫情还对哪些脆弱群体有比较大的影响？
李英桃:除了女性外，儿童、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等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脆弱群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疫情对儿童健康的直接影响似乎不大，但决不能忽视其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被严重打乱，面临的风险体现在教育、粮食、安全、健康等各个领域。残障人士获得教育、保健和收入、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原本就受到限制，疫情带来的脆弱环境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遭受暴力、被忽视和虐待的比例也更高。报道称，在医疗资源极度缺乏的条件下，有意大利医生明确表示，把呼吸机留给存活可能性较大的年轻患者。当医生优先选择救治年轻人时，对老年人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新冠肺炎被认为是“外来”疾病，亚裔特别是中国人以及更广泛的移民被污蔑为冠状病毒传播者。许多人遭到言语和人身攻击，有时甚至遭到收容国社会的制度性排斥。最不发达国家的最贫困人口、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一直是全世界最脆弱的群体。
记者:在应对疫情带来的“脆弱性”方面，妇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英桃:妇女战斗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为战胜疫情及其带来的“健康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而努力工作。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雅基·特鲁指出，全球领导力明显的地方往往是由女性领导者负责。性别均衡的领导既表现出传统上女性的移情和关怀的特质，又表现出传统上男性的果断和运用理性科学的特质。
有人将中国妇女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总结为：她们是抗“疫”医疗救治和照护队伍的中坚力量，是社区防疫的顶梁柱，也是疫情科研攻关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中国的女科学家、医生和护士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顶起抗击疫情的半边天。广大妇女不仅在疫情防控、救治病患、复工复产、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生活、社区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贡献出巾帼力量。
记者:国际社会和中国采取了哪些应对疫情对脆弱群体影响的措施？
李英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紧急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战略计划中强调了五个战略目标：动员所有部门和社区；通过迅速发现和隔离所有病例，控制零星病例和聚集性病例；通过防控感染和保持人际距离，抑制社区传播；通过恰当的医护，降低死亡率；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出台针对健康脆弱群体和社会脆弱群体的政策，包括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最大限度减少院内感染等内容。针对经济停滞和大量人口失业，各国推出了不同的失业救济、生活补助和刺激经济措施。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这些政策中既有政府对疫情中出现的脆弱群体问题的及时回应，也包括了应对疫情的预防性措施。
记者:人类能否超越“脆弱性”，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李英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创建一个没有贫困、饥饿、疾病、匮乏并适于万物生存的世界”的愿景。其中一项具体目标为：“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新冠肺炎病毒这一全新的健康威胁给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新阻力。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希望,疫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抗击疾病的机会，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全球健康状况的机遇。在此认识基础上，我认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同样可以成为一个超越“脆弱性”与“脆弱群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而加速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契机。
(责编：许心怡、崔元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