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大谈对人权的看法，声称“有的人权值得捍卫，有的则不然”，并发布由自己牵头成立的国务院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编写的人权报告。对此，美媒批评称“蓬佩奥试图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民族化”。英国《卫报》则列出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斑斑劣迹，称本届政府的人权纪录“并不光彩”。
国内新冠肺炎累计死亡超过14万例，种族歧视、贫富分化、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等问题持续恶化，破坏国际抗疫合作、利用疫情推动反移民政策，诋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决议、以“人权卫士”自居干涉他国内政……一段时间来，在疫情“放大镜”下，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式人权”的种种痼疾无处遁形。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上，多个国家敦促美国正视自身人权问题，切实促进和保障人权。
政客为权力牺牲民众生命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21日晚6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8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4万例。近期，美国多地仓促重启经济，疫情呈加速蔓延趋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刷新纪录，甚至一度超过8万例。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认的最基本人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保障生命权。美国政府显然未能履行其应尽的国家义务，在疫情应对上反应迟缓、混乱低效。美国某些政客热衷于推卸责任、粉饰政绩，谋取政治私利。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疫情蔓延和大量本可避免的死亡是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政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代价则是众多美国人的生命。”
疫情如镜，照映出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等问题。综合美媒报道及官方数据，当前美国的失业状况在低收入群体中尤为突出，在年收入不到4万美元的家庭中，有39%的人群失业。老年人成为政府抗疫不力的“牺牲品”，全美确诊病例总数的10%和死亡病例总数的42%出现在养老院。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非洲裔、拉丁裔的感染率和致死率分别是白人的5倍和4倍，白人和非洲裔的失业率差距达到2015年5月以来的最大值……
英国《独立报》评论称：“美国总是把人权挂在嘴边，却忽视自己的人权义务，对人民生命公然漠视。”
“美国保护国内民众人权上不全面、不公正，这在疫情期间暴露得更加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政府一贯偏重政治和公民权利，而忽视经济和社会权利，政府无法落实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也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和医疗救助，且认为矫正“分配不公”并非政府的责任。即便是在其相对重视的政治和公民权利领域，也存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6月17日至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举行了有关种族主义的紧急辩论，对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致死一事表示严重关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发表社论称，“由于政府的长期漠视，美国人权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在这个长期自诩为‘自由灯塔’的国家，民主正被侵蚀。”
“资本至上，选举至上，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这样概括“美式人权”的典型特征。在他看来，这反映了“美国国家治理理念的缺失”。
“甩锅”“退群”破坏国际合作
面对疫情挑战，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公然与国际抗疫大局唱反调，无视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严重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精神。
美国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一些移民拘留中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政府在未做检测的情况下，将关押在这些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这无疑是在“出口”新冠病毒。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自3月起，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共向13个拉美国家派遣135架次航班，多国报告在被遣返移民中查出确诊病例。
包括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内的60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继续驱逐非法移民，称这一行为“将全球都置于风险之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表示，一些已确诊的移民在遣返之前并未做任何防护措施，让本已处于风险中的移民成为面对危机更脆弱的群体。他呼吁，当务之急是保护人的生命和保障人权，各国应当以包容、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这场全人类危机。
截留他国抗疫物资，争夺他国疫苗专利，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相关药品，加码对他国制裁，退出世卫组织……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的种种单边主义行径不仅无益于自身抗疫，还给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权与健康权造成威胁。
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说，美国政府破坏国际合作的做法，将导致本国乃至全世界更多人丧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加扎伊利表示，美国为政治目的实施的经济制裁，侵犯了人权和国际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一直在为自身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世卫组织和中国成为其首选目标。”肖河指出，“随着其国内疫情不断恶化，美国政府‘甩锅’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最终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将政治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正如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所说，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暴行’。”
金灿荣指出，随着自身实力相对衰退和国际竞争力降低，美国希望通过单方面施压，使国际体系更符合其单边利益，因此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不断破坏由自己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退群”上瘾，将大大削弱国际多边机制的效能，为国际合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
充满盲目的“道德优越感”
早在2018年，美国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大西洋月刊》曾指出，美国此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然而，在人权议题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却习惯以“人权卫士”自居，企图干涉、操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对于美国在人权议题上的“双标”行为，金灿荣称之为“盲目的道德优越感”。
据美媒报道，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弗洛伊德事件讨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时，美国政府极力“走后门、拉关系，千方百计想要避免一场公关灾难”，如以切断援助来要挟非洲国家收回草案，操纵澳大利亚阻挠决议通过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公开指责人权理事会“虚伪”“不民主”，妄称人权理事会应该关注中国等国的“系统性种族问题”。
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马利说：“在促进美国人权方面，美国领导人普遍存在‘信誉差距’，即言行不一致的问题。如今，‘信誉差距’变成了‘信誉鸿沟’，人权似乎成了一种交易货币。”
美利坚大学人权史学家萨拉·斯奈德表示，对于美国需要在人权问题上做个好公民这一观点，政府并不接受。而对于美国应该受国际协议约束的观点，政府更是断然拒绝。
俄罗斯东方媒体新闻网主编卡拉钦斯基近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宽于律己、白人至上，在国际问题上则严于律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肖河指出，在人权议题上，美国政府推行“双重标准”的心理基础是“认为本国的人权标准高于世界标准”。当两种标准不一致的时候，以本国标准为先，即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这使得美国在1945年后的国际人权立法浪潮中表现得特别滞后，经常采取不服从、不批准的立场。在一些争议较小的、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人权公约上也是如此，美国是没有签署《儿童权益公约》的两个国家之一。这种“例外主义”一方面破坏了统一国际规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损害了美国公民寻求国际补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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