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下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梁金博时，他刚完成了一份流调报告的补充，这份流调报告是当天上午公布的北京市海淀区女性确诊病例的，共25页。他回忆说，6月24日晚上8点左右，海淀区疾控中心收到这位病例的阳性报告后立刻开始复核，流调工作同步启动，6月25日凌晨，复核结果出来，该病例确诊，流调工作继续开展。
溯源工作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在北京市公布的6月20日确诊病例中，一位来自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的男性病例没有新发地关联史，也不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早期公布的信息中，似乎无法找到这位病例的感染原因。记者近日采访到了该病例的流调人员——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的梁金博，他揭秘了该病例的流调过程。
梁金博说，这位患者很有防范意识，出门都戴口罩，几乎不去公共场所，外面买的东西和外卖容器都会用酒精消毒，也没有接触过确诊病例，更没有去过像新发地这样的农贸市场。“他当时自己也很纳闷，防范意识都这么强了，怎么还会被传染。”梁金博的第一次流调就这样无功而返。
后来，梁金博求助大数据支持，通过大数据结果再去找这位病例核实。在第二次更细致的流调过程中，病例回忆起自己曾去过丰台区的一个活动室和一个商场，并且在商场里吃过海鲜，这个商场距新发地六七公里。梁金博马上请求北京市和丰台区疾控中心协助调查，对活动室和吃海鲜的商场进行采样调查，其中商场是重点调查区域。第一天小范围的溯源采样结果显示，在该商场地下超市的一个冰柜外表发现了新冠病毒弱阳性样本，活动室没有发现阳性样本。
“当时还挺兴奋的，感觉离找到传染的源头更近了一步。”第二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和丰台区疾控中心进一步开展调查，并扩大采样，但令人遗憾的是，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之前的弱阳性样本经过复核，结果为阴性。流调的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在调查丰台区这家商场的同时，另一个风险较低餐馆的溯源工作传来了好信息。经过调查发现，这位病例发病前曾在北京郊区的一家餐馆和另一名确诊病例共同待过十几分钟，但是两人并不认识。至此，梁金博一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梁金博说：“有时候溯源工作就是这样，传染源在一些可能性相对较小的地方被发现，所以我们的溯源工作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因为这家餐馆不在海淀区，流调消息由北京市疾控中心告知梁金博——记者注）
1991年出生的梁金博是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调大队的一名成员，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就参与到防控工作中。随着前段时间疫情的缓和，6月10日，海淀区疾控中心终于从长达半年的“战时”状态恢复到了日常的工作节奏，没想到，6月11日，梁金博就接到了通知，要参与确诊病例“西城大爷”在海淀区行动轨迹的调查工作，刚刚缓了一口气的他又投入到新一轮疫情的防控战斗中。
一个确诊病例背后可能是上百个密切接触者
6月11日，北京市通报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西城大爷”，海淀区疾控中心接到通知，第二天要抽查本区5个农贸市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与多起确诊病例相关的玉泉东市场。该市场在海淀区南边，距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较近。
“6月12日，在开始抽查的第一天，我们就在玉泉东市场发现一位无症状感染者，于是当天就采取措施，扩大采样范围，并在第二天关闭了市场。”梁金博再次回忆起这次发现过程时，语气里仍然充满了兴奋。
梁金博感慨，能在第一天抽查中发现阳性被检测者真的非常幸运，当时北京市的其他区都没有发现，早一天发现就意味着能早一天采取措施，阻断病毒的传播，降低人群的感染风险。正如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一种说法：“医疗是处理存量，疾控才是控制增量”，这位阳性被检测者的发现又减少了一分疫情扩散的风险。
梁金博主要参与的调查地点是“西城大爷”在海淀区的父母家。6月11日，梁金博和同事分别对“西城大爷”的3位家人进行了咽拭子、血液和粪便标本的采集，又对家里的马桶内侧、冰箱把手和厨房下水道等近10处环境进行涂抹采样，共收集了近20个样本。此外，还要对他们的行程进行详细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病毒传播的细节。
“西城大爷”提供的38位密切接触者中，梁金博参与调查的只是一小部分，但他和同事也收集了200多份样本。
梁金博表示，此轮北京疫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流调工作，一位确诊病例的直接密切接触者称为“一密”，普通的流调工作到“一密”就可以结束，此轮北京疫情对“一密”的密切接触者也要进行流调，被称为“二密”，“二密”的人数通常是“一密”的三到四倍，所以一位确诊病例背后，流调工作者可能要追踪上百位密切接触者。
梁金博说，流调往往会遇到一些客观困难，工作不得不暂停，比如病例需要进行医疗救治，密切接触者在其他行政区域，需要跨部门配合等，当天做不完的话就先写一份报告交上去，第二天再补充信息，一般的流调报告至少得改三版，像海淀区玉泉东市场这样，发生了聚集性疫情的地方，还要再写汇总流调报告。
幕后守护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才让梁金博的邻居、朋友了解了他所从事的工作及其背后的危险性，他也因此受到不少家人、朋友的关心。疫情之前，梁金博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是在和传染病打交道，只不过他的工作常常没被大众关注。
2019年11月，北京市确诊两例由内蒙古自治区来京的输入型肺鼠疫病例。鼠疫是我国甲类传染病，肺鼠疫即使经过及时治疗，死亡率也接近50%。消息传开后，一时人心惶惶。在市民的各种恐慌和流言纷飞中，梁金博和同事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参与了海淀区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管理和鼠疫病例排查工作，连夜对北京朝阳医院鼠疫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核实。联系不上的密接人员，他和同事就上门挨家去确认，确保每一位密切接触者都在管理之中。同时，对海淀区医疗机构进行鼠疫防控的培训、指导和检查，提高一线医务人员发现鼠疫病例的能力。
后来，此次鼠疫疫情在北京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梁金博和同事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也没有被公众知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大家意识到传染病其实并没有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病毒潜伏在一些幽暗的角落里，伺机攻击人类。梁金博和同事们如同“病毒猎手”，不仅在传染病暴发时，要寻根溯源地揪出病毒，非“战时”状态，他们的日常工作也是和病毒作斗争，为守护民众健康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梁金博工作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云集，每年去各中小学处理聚集性疫情也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一个班级里两天内有5位学生体温在37.5℃以上，便是集中发热，我们就会去处理。”发热是众多传染病的症状之一，出现集中发热后，疾控人员需要去现场处理，甄别出具体原因，预防更严重的传染病进一步传播。在梁金博的实际工作中，集中发热以流感更为多见，每年流感季，他们都要处理几十起由流感引发的聚集性疫情。
流感的危害性其实比普通大众的认知更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19年12月，我国感染乙类传染病流感的人数达到1199771人，死亡16人，而其他丙类传染病致死人数的总和为2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被更多人熟知，据估算，那场流感造成了2500万-1亿人死亡。
对流感进行监测，防控流感在校园的进一步暴发，是像梁金博这样的疾控人员处理流感疫情的主要目的。具体处理时，他们也会对病例进行采样，调查所有病例的发病、就诊过程和流行病学信息，掌握学校总体发病情况。与此同时，还要指导学校开展消毒工作，下达相关的防控措施，最后形成一份完整的流调报告。采集到样本以后，开始进行下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实验室的数据，才能真正给一次聚集性疫情进行定性。如果是流感的话，还要检测病毒的型别、耐药性，然后结合其他流感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及时掌握流感病毒变异情况和流行的强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像梁金博这样的幕后守护者，更多政策开始向他们倾斜。今年5月28日通过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加快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容。梁金博作为年轻的一线公共卫生从业者，也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据他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称结构比例进行了调整，“以前的名额十分有限，不少人达到了晋升的条件却不能晋升，这次调整后将会增加很多职称晋升的机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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