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对重症患者，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救治，大幅度降低病亡率。
由于新冠肺炎起病隐匿，临床表现为多器官受累，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往往预后差、病亡率高，救治难度大，因此重症患者的救治成为此次疫情医疗救治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那么，在此次抗疫中，重症救治工作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在临床救治和疾病控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
新冠肺炎是新发疾病，还有很多未知
记者：1月18日，您奔赴武汉一线，主要工作就是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在您看来，我们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童朝晖：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经验。首先，严格落实“四集中”原则，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对患者尽早诊断、及时转运、集中收治，做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特别是将重症患者集中在高水平的综合医院，重症专家下沉到临床一线亲自参与和指导救治工作。
其次，始终坚持“关口前移”，实施积极的救治策略。尽早关注轻症患者的病情变化，减少轻症发展为重症，对重症患者按照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综合救治，同时积极治疗基础疾病，防治继发感染等并发症。以武汉市为例，截至4月24日在院重症病例实现清零，全市累计收治重症患者18798例，治愈出院15965例，累计治愈率84.93%。
第三，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兵力。集全国最优秀的医务人员、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支援湖北。全国共有155支重症医疗队、1.9万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重症救治工作，调派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同时调配大批呼吸机、监护仪、体外膜肺、血滤等生命支持设备，集中调配防护物资保证医务人员安全，充分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大力量和我国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中西医结合是提高重症患者疗效的主要保障。对轻症患者，中医药及早介入，有利于防止轻症转重症。对重症患者，中医医师全程参与救治方案制定，为重症救治取得良好成效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有利于促进恢复期患者的康复。
第五，公立医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立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技术和科学管理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呼吸、重症、循环、麻醉、急救、感染等临床重点学科的建设和专科人才培养以及疑难重症诊治水平，有了较大地提升，为重大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储备了资源和技术，为有效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经过与新冠肺炎的搏斗，您怎么看待这一疾病？
童朝晖：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新冠肺炎是新发疾病，还有很多未知因素。科学家、临床专家还是应该像平时一样坚持科学、辩证思维去诊疗患者。不建议以个人个案经验来推荐治疗。
2003年以来，17年过去了，人类经历过SARS、甲流、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病毒的肆虐，国内外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抗病毒药，实际上特效的抗病毒药物目前是不存在的。对于糖皮质激素在重症病毒肺炎-ARDS中的使用一直存在着争议，我并不是绝对反对使用激素。我的经验中，既有用激素治好的患者，也有病情加重的。对于抗菌药物的使用，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都要严格把握指征，绝对不要滥用。
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念和意识
记者：要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能力，将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童朝晖：首先，需要深入开展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进一步探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规律、发病机制、临床特征以及有效的治疗措施，特别是重症、危重症的救治手段和方法。
其次，此次疫情提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重症专业队伍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对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临床医学国家和区域中心建设，为医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可持续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第三，坚持平战结合，医院医疗资源和技术装备既要满足“战时”快速反应、集中救治和物资保障，又要充分考虑“平时”职责任务和运行成本，要按照平战结合和重大疫情救治的要求，推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发展。
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念和意识，加强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提高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学科能力，充分发挥发热门诊的前哨和预警功能，发挥综合医院对疑难复杂疾病诊治的技术优势，全面提高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和水平。
第四，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这是中国独特的经验，传统的中医中药技术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在整个医疗救治过程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五，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建设，为公立医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强化医疗质量安全，加强医院管理和重点专科建设，解决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疾病防控和医院救治应有机结合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公共卫生体系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和不足。在您看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如何进一步改善？
童朝晖：我是临床医生，从我的角度看，疾病防控和医院救治应该结合起来，公立医院也要加强防控工作。我的体会，在以前的一些公共卫生事件中，防控是防控，医院是医院，两家不来往，不沟通，甚至有时候还会争吵。其实两家应该融合。
不管哪一次突发传染病事件，第一个病例往往首先发现在医院，病人肯定先去医院看病。经临床诊断后确定是一种特殊的病，有群发的情况，有接触史，然后报告给疾控部门，疾控部门再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防控等工作。
将来这种情况应该加以改进。各级公立医院都应该和疾控结合。医院其实也有一个疾控部门，一般叫疾控处，和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在一起。我的体会是，很多医院对疾控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不太重视，它不被看做一个核心的主要部门，实际上它很重要。疾控处相当于医院里的疾控中心，有传染病直报、院内防控、医院感染的控制等职能，既是一个行政部门，又是一个专业部门。下一步，应该对疾控部门提升重视程度，赋予其明确的功能职责和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疾控中心也应该以二三级医院为依托，要建立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疾控体系，建立一支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疾控队伍。
记者：您之前谈到“充分发挥发热门诊的前哨和预警功能”，这怎么理解？
童朝晖：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觉得发热门诊不太重要，因为全部精力都在对付新冠肺炎。但实际上，平时日常工作中，发热门诊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医院的一个哨点和预警部门。发热病人通过发热门诊的筛查和识别，可以明确是不是传染病性质的发热。因此，要加强发热门诊以及感染科的建设。医院应该建一个相对独立、不和主体大楼连在一起的传染病病房。发热门诊、三区两通道、负压病房等，都应该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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