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韩等东亚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好转，而欧美国家的情况依然严峻。危险情境下，欧美多地却陆续暴发民众集会抗议乃至骚乱，声讨政府要求民众佩戴口罩、杜绝社交、居家隔离等做法。这也让很多人困惑：让西方民众做好防护为何那么难？
东西方传统文化观念的差异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提出君子要“克己复礼为仁”，每一个人都对家、国、天下负有重大责任。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不仅滋养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而且不断向整个东亚地区辐射，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反观西方，漫长的黑暗时代中，民众心里国家与民族的概念都极为微弱。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将民众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教导民众注重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
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东西方世界的政治与民族发展历程可谓泾渭分明，这催生了完全不同的民族记忆和文化感悟。对于东方世界而言，这段历史是被西方殖民者欺辱，继而全民族团结起来奋勇抗争，最终实现独立与繁荣的艰辛历程，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与之相应，这段时间是西方世界在全球逐步建立殖民权威的“辉煌时期”，也是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伴随着对全球资源的攫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每位国民享有更大的空间去追求个人自由。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西方民众很容易将政府的一些强制规定和侵犯自由挂钩，甚至认为宁可舍弃健康，也要捍卫自由权利。
不光是历史因素，中西方民众的生活经历也有差异。仅从21世纪算起，东亚国家已经遭遇了SARS、MERS等几次新型病毒的侵害，使得民众的警惕性空前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后，中日韩等国的普通民众及时自觉地佩戴口罩并遵从隔离规定。相比之下，西方世界上一次关于病毒的恐怖经历可能要回溯到1918年大流感。尽管近年来欧美也曾出现大规模流感，但医学界目前已经掌握了较多的流感疫苗预防和治疗手段，普通民众对此习以为常，麻痹大意的心态十分普遍。
再说现实因素。从经济上看，东亚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中年及以上群体，一贯注重储蓄，国家又基本上建成了能够托底的社会保险网络。民众在居家隔离期间，量入为出，勤俭持家，基本就能平安度过。反观西方，超前消费、透支度日早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特别是美国又不具备完善的全民医保系统。因此，政府冻结经济，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的做法确实将许多中下层民众逼入无路可走的绝境。
当然，还有现实政治的影响。我们国家坚持“把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韩国、新加坡等政府也展现了很强的责任感。反观西方世界，许多政府首脑都将保全经济放在首位，当疫情不断恶化时，才被迫采取暂停经济的措施，一旦形势略有好转，就期望迅速回到先保经济的路线上去。甚至还有特朗普总统这样的党派政客，把选举考量放在前面，一方面以无知无畏的态度蔑视医学界提出的严肃建议，一方面不断利用疫情攻击在野党政敌，四处甩锅，甚至煽动民主党执政州的民众武装集会抗议，为自己的大选拉票，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政治恶行。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使得东西方世界对于此次新冠病毒的认识大有不同，这也是当前全球抗疫的一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民众无疑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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