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定》从国家层面表明了从源头避免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坚定立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完成前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举措，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立法保障
● 要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去保护野生动物，未来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公众认知方面都应该由此出发
● 应该继续提升公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食用野生动物风险的认知，革除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陋习。同时，针对与滥食野生动物紧密相关的非法养殖和猎捕产业，应该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野生动物”作为可能的病毒中间宿主引起各界普遍关注，并引发禁止食用和禁止非法交易的呼声。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后，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多部门分别提出具体落实管理措施，从养殖、食用、交易、运输等多环节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拳查处。
那么，《决定》的出台具有哪些生态保护意义？如何科学界定哪些动物是否可食用养殖？养殖户手中的“野生动物”该何去何从呢？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之际，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决定》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修改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看来，原先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去保护濒危的珍稀物种，这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更多的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考虑，这次疫情不仅导致有些人生病、死亡，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要从源头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周海翔认为，这次立法虽然是从公共安全角度考虑，但实际上起到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的效果，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亚洲区总代表葛芮表示，《决定》从国家层面表明了从源头避免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坚定立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完成前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举措，在疫情防控战中，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立法保障，并为将来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奠定了基础。葛芮认为，这次疫情让更多的公众认识到了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所带来的灾难和问题，促使人们去思考野生动物的定义和分类限定、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安全、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等等。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升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野生动物贸易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动物保护问题，这是一个威胁全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必须的。”周海翔说，经过多少代试验培育的鸡鸭猪牛羊等家畜家禽，已经足够满足我们食用肉类补充高蛋白的身体需要，尽管这些品种人工饲养技术相对成熟，但它们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比如禽流感。而食用那些我们知之甚少的野生动物，则会带来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
葛芮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应该被革除。她表示，食用野生动物有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但食用野生动物已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主流不相符，应该继续提升公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食用野生动物风险的认知，革除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陋习。同时，针对与滥食野生动物紧密相关的非法养殖和猎捕产业，应该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从源头杜绝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供给。
每个物种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生态位”去存在
3月3日是联合国第七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全球的主题是“维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我国的主题是“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我们更应该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去保护野生动物，而不仅仅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未来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公众认知方面都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出发。”周海翔说，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自我动态平衡系统，这种平衡过程体现在物种与物种之间“相生相克”，更形象比喻各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叫“生物塔”。我们生态系统的保护不能仅仅保护塔尖上的珍稀物种，塔基如果不稳定，塔身就不稳，因此塔基塔身是我们保护的基础。有了基础，才能有塔尖正常物种的生存。
葛芮介绍，每个物种在生态链上都有各自的作用，把他们的作用发挥起来才可能达到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立足点在此。
“人们要意识到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不仅仅是人要生存，每个物种都应该有它生存的权利，应该让每个物种按照自然的规律，按照自己的‘生态位’去存在。”周海翔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会导致生态系统紊乱，这个紊乱可能会引起一些极端问题出现，如蝗灾、疫情，可能就是大自然在平衡过程中一个极端的反应。
哪些动物必须禁止繁育和食用？
到底哪些动物是可以人工繁育和食用的，哪些是必须禁止的呢？周海翔认为，长期被人类所驯化利用的鸡鸭猪狗牛羊等是可以养殖的。但是很多养殖难度很高，还得不断从野外获取种源的动物肯定是要禁止的。因为难养殖的物种养殖成本必定高，野外获取又相对容易，执法检查人员又难以甄别哪些是养殖的，哪些是野生的，导致野生动物不断进入所谓的养殖场里。所以，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养殖并不能起到保护，反而是破坏，会引发更多的盗猎现象。“我觉得对模棱两可的物种要考虑是否可控以及养殖和野外获取成本大小和难易度比对。要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制定出司法解释细致的条款。”周海翔补充说。
周海翔更期待对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市场进行整顿。“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野生动物买卖’就是商业利用。包括对野生动物皮毛、制作各种饰品等售卖，导致野生动物大量减少。”
葛芮介绍，互联网和物流行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刺激了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黑市，近年来，移动通信为非法广告发布和交易提供了便利，且不易监管，违法成本低，极大刺激了非法市场的扩大。葛芮说，野生动物保护、繁育利用、管理机制等领域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清和明确，正在开展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值得关注和期待。
食用野生动物的养殖许可证撤销了，不能再进行交易，养殖户手中的动物们该怎么处理呢？周海翔说，现在应该考虑怎样甄别这些野生动物是否适合放生，在哪放生，这些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动物保护人士参与进行评估，各地应该组成专家组到基层养殖场评估甄别这些野生动物的情况。
周海翔介绍，在中国，野生动物的康复、救助、放生等工作，民间组织做得相对比较好，这些组织的目标就是让每个动物回归野外，而且拥有丰富的救助经验。“国内这类民间的专业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约有20多个，如果这些机构能从技术角度指导这些养殖场活的野生动物的放生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记者 杨娜）
(责编：许心怡、崔元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