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向日葵，笑呵呵地朝着太阳，我就当你身旁的牵牛花，跟着你笑呵呵……
在一次社团活动中，我认识了Vier，一个皮肤苍白、瘦瘦小小的姑娘。那次社团活动结束得晚，我叫她一起吃晚饭，她犹豫了下，还是答应了。
“你宿舍是哪间？”我觉得自己好像没在宿舍楼里见过她。
“我不住宿舍，一会儿回家。”Vier避开我的眼神，低声说道。
嗯？虽然疑惑，但处于尊重对方的隐私，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吃完晚饭，我送她到学校门口的车站，陪她等到了公交车后，才往回走。
从那以后，我和Vier就成了“饭友”，我发现她和我一样爱读书，也爱写作。于是，从社团活动到课间时分，我们都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讨论，哪怕后来我出国念书，我们的沟通也没有断过。
Vier从来不主动联系我，但只要我给她发一句“今天作业好多”，她立刻回过来一大段安慰我的话。本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过了一阵才意识到，我们俩有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无论我是起床还是要睡觉，她都能秒回信息。
“你怎么不睡觉？”
“睡不着，发呆。”
“那数数羊？或者数数饺子？一个饺子，两个饺子，三个饺子……”
“这笑话真冷。”
留学时，我的身边都是外国同学，基本没有机会说中文，而她是与我发信息最多的国内朋友，让我有了强烈的倾诉欲。语言学有一个理论，即当人们用非母语来表达感情时，所表达出的感情会弱许多。所以，和中国朋友吐槽，心中的苦闷能完全消散，分享的快乐也变成了双倍的快乐。
我跟她讲班里友好的同学、严谨做学术的教授、冬季的暴雪停课，还有我喜欢的男生。Vier耐心地听着，回复的话语总带着鼓励，她说：“我以后肯定要出国读研，现在算提前了解下留学生活。”本来还怕她嫌我话痨嫌我烦，这下被肯定了，我们的联系更频繁。
等我毕业回国，见到更苍白更瘦小的Vier，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她的精神似乎不太好，像是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就连冲我笑都十分勉强。我们找了家咖啡厅坐下，我单刀直入：“你怎么了？”
Vier叹了口气，似乎想说什么，又决定不说，内心挣扎许久，才低声道：“抑郁症，轻度的那种。”
我皱紧了眉，有些自责为什么自己没有发现过：她从来不住学校宿舍，在学校也并无其他朋友；生活没有规律的作息，似乎随时都是醒着的状态；就连书都不愿意去看了，更是放弃了写作……可是，当她面对我时，都是很正常的样子，会心疼我的难过，也会为了我的好成绩而鼓掌——她得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让自己像一个正常人那样？
“多久了？”
“两年，吃了一些药，会很嗜睡，不过，快好了。”Vier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有时，我能看一只袜子看一天，都看绝望了。睡不着时，坐在窗边，也会想不开。”
“你……”
Vier拍拍我的手背：“真的快好了，我那碎了一地的玻璃心都变成了金刚心。”
忙起来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这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Vier很适用。她实习后找工作，计划工作两年后就出国读研，又想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计划做得很详细。我正想夸她有目标时，她说主要是被我影响，我每天都是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搞得像要去征服世界一样，作为我的朋友，她不能太懦弱。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对她有多么重要。她没有朋友，我就当她的好朋友，她毕业时，连班级合影都没拍，但我陪她拍了几张毕业照；她不愿说什么，我却是个话痨，并且有问有答，逼得她跟我讲话；即使出国后，我也没少“骚扰”她，让她时不时地就得安慰下没考好的我、骑车摔疼屁股的我、失恋后可怜兮兮的我……她被我需要，她对我很重要。
只是，没想到我缠着她还能有缓解轻度抑郁症的“疗效”！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忙于工作，我攒钱去环游世界，她则攒钱去国外读研。逐渐地，我们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她把苦水“哗啦啦”地倒给我，我宽慰她，给她打气，比如切菜切到了手，比如遇到小气的房东，比如同小组的外国同学不给力……即使没有通过视频看见她，那种生机勃勃也能透过文字传递过来。
不再是平静如一潭死水，而是雀跃如海上浪花。
读研间隙，她去欧洲大陆旅行，还给我寄了明信片，那种印着她照片的旅游明信片。那是在布拉格，她蹲在伏尔塔瓦河边，用面包去喂鸭子，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身上，也洒在了河面上，她冲镜头一笑，充盈的脸上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明信片上，我家的地址是用英文写的，正文内容则是中文：“你是向日葵，笑呵呵地朝着太阳，我就当你身旁的牵牛花，跟着你笑呵呵。”
她熬过来了，从向下的黑暗里走出来，奔向前方的无量光明。
(责编：李轶群、许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