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熊孩子，只剩好言相劝？老师为何不敢举“戒尺”
不管，怕熊孩子能“上天”；管深了，又怕有家长不依不饶——
有了惩戒权，为何老师还不敢举“戒尺”？
本报记者 刘旭
伤心、纠结、困惑。8月26日，办理离职手续后，35岁的沈阳女教师陈媛在学校班主任工作群里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让我放弃教育的良知，我还不如个点读机……”去年12月，她因学生花钱雇他人代写作业，罚其抄写30遍，家长以“变相体罚”为由状告到区教育局。学校对她停薪留职，并要求她向学生道歉。
最近，像陈媛这样对管理学生的方式产生疑惑的老师并不鲜见。
在大力推行师德考核的背景下，老师面对违纪的学生左右为难，不管，学生会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管了，惩戒不当，很可能变为体罚或变相体罚，一些家长不依不饶，主管部门为了息事宁人会加重处罚。这导致许多老师“明哲保身”，陷入想管不敢管的困境。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教师有教育惩戒权。“尚方宝剑”既出，新学期，老师们是否就敢行使惩戒权？记者采访多位老师了解到，由于尚无标准边界，他们对实施惩戒仍有顾忌。
治熊孩子，只剩下好言相劝？
“调皮捣蛋，遇上请家长都不管用的，我只能好言相劝。教书育人，现在只剩下教书了。”王傲君说。
24年前，49岁的辽宁阜新市某小学教师王傲君会为她自己的这段话羞愧。那时，她觉得老师是份光荣职业。她把学生当作自己孩子，犯错的，她会直接训斥，怒其不争。生起气来，拍打、罚站也是有的。
3年前，一件事让她心里凉透了。
那年，她是三年三班的班主任。语文课上，一名学生不仅辱骂同桌，还折断了同桌的铅笔。王傲君叫出来批评，结果该学生说脏话顶撞她，一怒之下，她打了学生一下。第二天，家长带着医院的诊断书，说孩子耳朵嗡嗡响，要去当地区教育局告她，索赔2万元，王傲君没同意。“当时就是气不过，我是为了孩子好，不是故意拿孩子撒气。”王傲君说。
不认错，学校全体教师一整年的绩效工资将会扣发。在教育局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王傲君带着医药费和水果看望学生，她给家长下跪道歉。家长仍不依不饶，最终王傲君赔偿1.8万元、停薪留职，并在学校大会上检讨。那之后，她生了重病，每天喝中药治疗。
这件事的影响不仅于此。
家长们开始盛传王傲君殴打学生，人品有问题，甚至有家长鼓动学生说“你敢打我，我就告我爸，让你赔2万元”。同校老师们噤若寒蝉，大半年的时间里，不敢严格班级管理。甚至出现了荒唐事：学生辱骂、殴打老师，老师躲到教室外，打电话喊家长。一些班里出现了“小霸王”，课堂纪律涣散，自习课吵闹，连基本的学校卫生都打扫不好。
无论什么情况，打学生都是不对的。但对犯错的老师处罚到什么程度，才能既让老师敢惩罚，又要有分寸？这引起了这所学校老师们的讨论。
但放任也不是办法。这件事发生后，学校尝试了赏识教育、快乐教育。“学生犯了错，就罚他在全体同学面前表演节目”“做了一件错事，就要罚他做一件好事弥补”“无论孩子多调皮，都要先夸奖他，让他高兴后再说问题”……记者采访的多位老师对此颇有看法，“犯错跟玩似的，明明是奖罚不分。老师一直和颜悦色，学生哪还有敬畏之心？”
“既怕惩戒走了样，又怕老师不问不管”
教育惩戒是教师依据一定的规范，以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提，以制止和消除学生的不当行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为目的，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教育方式。教育惩戒权的使用由来已久，从旧时私塾的戒尺可见一斑。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规定，教师不得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惩戒不是体罚或变相体罚，而是包括批评权，即批评和制止学生不当的言行举止；警告权，要求犯错误学生写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检讨书，以保证不再犯错；留校权，视情况要求犯错误学生放学后留校，反省自身错误；剥夺权，视情况取消犯错误学生参加某些集体活动(如春游、秋游)等权力。
为啥合理的惩戒，老师也不敢用？因为家长态度也是模棱两可。
“我不希望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羞辱或体罚，可是也不希望当她犯错时，老师不问不管。”家长李阳说。
李阳11岁那年因为数学考试马虎大意，被班主任用钢笔在左右脸蛋上各画一个“红叉”，直到小学毕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同学叫做“红叉”。现在回想，那种耻辱感现在想来还有。“我也知道老师是希望我记住做题不要马虎，可我却忘了错题，只记得羞辱。”
记者采访32位家长了解到，所有家长们都没有观点鲜明地支持或反对，既支持惩戒，又担心罚得太重。“当父母也管孩子，也知道有的熊孩子犯错不罚，只会越来越不守规矩，最后就管不了。” “不是不让罚，有的老师一罚就走样，尤其本身脾气急躁的，打孩子、说难听话是常事，有可能造成孩子极大的心理阴影。”
“现实中个别教师体罚学生、缺乏职业道德的事情被舆论放大，导致家长对学校不信任，教师更加不敢行使惩戒权”，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学教导处主任王育琴说。她所在学校的一位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怕家长“校闹”，避开摄像头在教室角落里单独批评了学生。学生回家后大哭说不清楚，结果家长非说老师打了人。
让这位老师伤心的是，学校、主管部门为了息事宁人加重了处罚。最终，在没有任何打人证据、诊断书的情况下，学校还是处罚了该老师。
有了法律保障，还应有标准边界
“惩戒权要用，小树苗长歪还要修剪呢，何况是人。”从业35年的退休老教师韩舒宁告诉记者，小学生的“三观”刚形成，正是需要敲打和引导的时候。教育是为学生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学生有了规则意识，才能承担责任、承受挫折。大部分的学生批评教育后就会改正，需要惩戒的往往是班里一两个打滚撒泼的熊孩子。
“有了法律保障，还应有施行的标准、边界。”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表示，我国对教育惩戒权有法律保障但没细化。《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也提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虽然给予了肯定，但没有明确提出实施的条件、方式、范围、限度，以及滥用的后果和处罚等。”
给老师一份惩戒权“使用说明书”。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教授秦旭芳举例说：“学生上课说话、辱骂同学，应该怎么惩戒，是罚站，还是罚抄写。站多久，抄多少，这些要定下标准。有了标准和边界，同时保护老师和学生，避免一有‘校闹’就重罚老师，同时也避免老师为‘明哲保身’只教书不育人。”
7月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研究制定教育惩戒权实施细则。
对当下的惩戒困惑，沈阳一中学校长张江建议，让家长签协议，管不管，管到什么程度说到明处，“学校和家长充分沟通，这样家长才会充分信任老师。”(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