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二线官员为黑社会说情捞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对“说情者”毫不留情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检察院检务管理部原副部长金鑫，与该市公安局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原侦查员闫晓亮，虽然岗位不同、职责各异，却有着共同的“保护对象”——黑恶势力头目刘立军。二人的手段也如出一辙，都是接受请托：金鑫为该团伙“放水”，请求有关人员不予批捕涉黑人员；闫晓亮则请托刑警大队关照，以未能查出刘立军等人涉黑犯罪为由结案。
纵观各地曝光的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例，为黑恶势力说情打招呼、违规违法打探案情、干预案件查处的不在少数。一些黑恶势力之所以坐大成势，往往因为背后有人充当“掮客”，大肆说情打招呼，一再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是疥癣之疾，却听之任之，直至养痈成患。
说情“平事”，“亲自督办”
“明知是赌债，法院竟支持诉讼请求，要我还清这笔高利贷……”广西永福县私营企业老板蓝某因赌博欠下高利贷被起诉，面对判决结果，他困惑不已。直到以李佳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落网，背后充当“保护伞”的永福县政协原主席刘永祥被调查，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2013年蓝某因赌博欠下李佳涉黑涉恶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唐某80万元高利贷。2014年1月，唐某等人胁迫蓝某写下102万元的借条，并对蓝某进行非法拘禁、恐吓，后又将蓝某起诉至法院。
刘永祥居间调停，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向永福县公安局局长童某说情，而且还向永福县人民法院院长陈某打招呼。最终，李佳涉黑涉恶犯罪团伙“顺利”逃脱了法律制裁，唐某放出的80万元高利贷也悉数要回。
更为明目张胆的是，刘永祥在“护黑”道路上，甚至不惜“以权施压”。2016年8月，李佳涉黑涉恶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廖某因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被永福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刘永祥向有关部门施压，强行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导致廖某潜逃，直到2018年3月才被重新抓获归案。
如此说情“关照”，并非个例。梳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查处的“保护伞”，与黑恶分子称兄道弟，为其鞍前马后“亲自督办”的，也不乏其人。
湖北省黄冈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就是如此。据媒体披露，汪治怀任职期间江湖味十足，与当地黑恶势力主要头目魏振旺以“兄弟”相称。2013年10月，黄冈市浠水县公安局对某酒店开展扫毒行动，现场抓获多名吸毒人员，缴获大量毒品，随即对该酒店周某等人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立案侦查并给予刑事拘留，对潜逃人员实施网上追逃。此时，魏振旺找到汪治怀，让其为周某等人办理取保候审并从轻处理。面对“兄弟”的请求，汪治怀“亲自督办”，直至周某等人被变更强制措施、撤销网上追逃、免受法律追诉，方才“收兵”。
还有的“保护伞”服务更为周到，不仅帮忙“平事”，还提供“一条龙”全流程服务。为了帮助“黑老大”周尚全顺利建成混凝土公司，时任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政府党组成员、岱岳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鲁瑞森陪同周尚全到房村镇西南望村挑选了一块农用地，引导周尚全同村里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承诺协助办理好公司注册、环评、土地使用权报批、土地性质变更、土地出让等手续。
在公司建设过程中，因土地手续不完备，岱岳区国土资源局稽查大队对其下达了停建通知。鲁瑞森“言出必行”，不仅通过各种关系帮其协调，使得周尚全很快拿到了土地使用权，完成了后续建设，就连之后周尚全在违法经营活动中，遭遇岱岳区国土资源局、岱岳区河道管理局对其公司和砂场进行检查或处罚时，鲁瑞森都会授意房村镇为其提供证明或帮助协调逃避处罚。
是朋友，还是“猎物”
早在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对请托、打招呼、批条子等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开列出“负面清单”。
然而，为什么还有人心无戒惧、铤而走险，甘于被“围猎”，肆无忌惮为黑恶势力说情呢？
“眼看着就要退休了，在退下来之前，就想着捞点钱。不然等退休以后，就只能靠退休金生活了。”正是抱着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当上永福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的刘永祥自以为“退居二线”了，便开始不甘寂寞，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为黑恶势力说情，甚至亲自上阵为他们“公关”。刘永祥在“换”来大把钞票的同时，也把自己“换”进了万丈深渊。幡然醒悟的他，懊悔地说：“我把李佳当朋友，他却把我当成了‘猎物’。我被他俘虏了，当我想要抽身时，已经晚了。”
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逃不开一个“利”字。正是由于利欲熏心、利令智昏，这一部分人轻易就被黑恶势力围猎、裹挟，为他们挡风遮雨，撑起一方晴空。
汪治怀案办案人员曾向外界透露，就性格而言，汪治怀主观上疯狂敛财的特点并不明显，但被老板收买、讲哥们义气为老板当工具的特点十分突出。他与那些所谓的“哥们儿”相处久了，就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哥们儿”提的要求他尽量满足，根本不考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做这些事情。他的受贿、徇私枉法行为，都是因为所谓的“朋友”找他，他推不掉、没办法。所谓“重情重义”，就是汪治怀留给“苍蝇”的一条“缝”。
私欲的闸门一旦打开，为黑恶分子托个人情、打声招呼自然不在话下，“打黑”随之变为“护黑”，甚至参与其中无法自拔。
“只有组织负我，没有我负组织。”在四川省岳池县公安局情报信息大队原副大队长吴晋看来，自己在公安战线上拼搏这么多年，提着脑袋“上刀山、下火海”，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却很少，这种心理失衡让他对金钱的欲望越发强烈。心有不甘的吴晋，伙同三个“铁杆儿”，在2017年1月初开起了赌场。
但令吴晋没想到的是，赌场刚开张没几天就被他的同事“连锅端”。对此，吴晋非但不收敛，反而仗着自己副大队长的身份，向特巡警大队原大队长邓传斌说情打招呼。邓传斌碍不过情面，指示下属不带回有关涉赌人员调查，只将赌资26.9万元暂扣，后将其中20万元退回给吴晋，剩下的在特巡警大队内进行私分。
就这样，本应受到查处的一桩聚众赌博案，在吴晋的说情和邓传斌等人的关照下，竟然“平安着陆”，赌场不仅照开不误，而且更加明目张胆，影响恶劣。
由此可见，说情打招呼的背后，其实是个别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通过为黑恶分子“服务”捞取“辛苦费”，权力变现被他们用到了极致。
坚决堵住说情之“口”
对于“说情打招呼”，《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听案情、打招呼、说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情节较轻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这条硬杠杠为遏制说情打招呼歪风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红线”。要想从根本上严防此类问题，则应从健全“请托说情”责任倒查与追究机制入手，加大对“请托说情”行为的惩戒力度，保持高压震慑，让说情者、应允者双双付出代价。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认为：“一方面，要建立打招呼、打探案情、干预查处登记报告制度，执纪执法人员须将该类行为一律记录在案，依照规定及时向组织报告；另一方面，要深挖细查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不姑息不纵容，主动查找利益关联，‘摸瓜捋藤’深挖背后的‘保护伞’。”
一些地方着手出台制度措施，严防为涉案人员说情开脱、干预案件调查处理等问题发生。包括山西太原、新疆巴州等多地建立了领导干部过问涉黑涉恶案件说情登记制度，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坚决杜绝充当“保护伞”等违法违纪行为。河南省社旗县纪委监委发出《关于从严整治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说情打招呼充当“保护伞”有关问题的通知》，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开展自查自纠、签订承诺书。
厘清权力边界，强化权力监管，方能让说情者无“情”可求、无“招呼”可打。刘永祥“保护伞”案件发生后，桂林市纪委监委向永福县委、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提出了监察建议，要求对刘永祥存在的干预司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集中整改。永福县各级公安、法院以此为契机，对在关键岗位任职时间较长的干警、法官进行适当调整，并完善监管制度，强化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为什么“破网拔伞”会赢得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大家不堪其扰、深受其害。对涉黑案件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纵容包庇……即便群众对说情打招呼等种种内情不甚了然，但是只要他们看到了黑恶势力横行霸道、久拖不决的结果，他们就会对“保护伞”心生质疑、深恶痛绝。只有发动群众监督、依靠广大群众，才能赢得扫黑除恶的最终胜利。(本报记者 管筱璞 通讯员 张晓斌 陈伟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