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于敏院士：他为国家需要转身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惊天的事业 沉默的人生
——追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院士
本报记者 陈 瑜
那个习惯紧锁眉头思考问题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因病辞世，享年93岁。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他，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于敏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我安慰了。”生前于敏曾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为国家需要转身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身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于敏的名字“隐形”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在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中，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在此之前的1966年12月28日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科技日报北京1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