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人考上清华北大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真有那么神？
88人考上清华北大，一块屏幕真有那么神？
“一块屏幕”背后的焦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本文首发于总第883期《中国新闻周刊》
叶枫无意中在朋友圈点开那篇关于直播网课的刷屏文章，他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2013年——他也曾是“那块屏幕”另一端的学生。但是与报道中的情形不同，在高二下学期，他选择了退出本校网班，并在此后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屏蔽了这段回忆。
“那块屏幕”的故事，讲述的是国内贫困地区的248所中学，通过直播与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升学率大为改善，其中有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报道推出后，在网上形成刷屏之势。但随着另一篇题材相同的报道出现，网课背后更为完整的故事，引起了种种议论。
“网班”的身世
2013年，叶枫初中毕业，直升到本校高中部。他所在的是成都当地一所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学校，近些年因为生源等原因，学生高考成绩不大理想。为了重现昔日荣光，学校决定引入成都七中的网课。
无论在成都还是整个四川，成都七中都是公认的“超级中学”，每年都有极高的升学率与一本率。2002年，七中与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高中远程教育学校，采用卫星网为主的模式，向其他学校提供远程直播教学。
2000年发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提出，在未来10年投入30亿元，在民族地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远程教育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成都七中与东方闻道合办的网校，在成立当年就获当地政府认可，被确定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
在模式上，成都七中负责教学投入和资源提供，公司负责市场、设备、技术投入和经营活动，远端学校购买直播服务，负责本校直播班的教学和管理。使用成都七中网课的学校不只是西南民族地区与偏远贫困县的中学，山西、四川省内一些普通高中为了提高升学率、吸引生源，也会学习超级中学的模式，叶枫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引入成都七中网课的班级，一般被称为网班或直播班。叶枫所在年级有8个班，其中两个是网班。网班通过大屏幕观看七中的上课直播，屏幕有两个板块，大的板块是本部班上课的课件，右下角的小图像是七中老师上课，以及与同学互动的镜头。
网课这一形式并非东方闻道首创。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校长王红接曾解释说，1990年代中期，北京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成立，此后远程教育课程不断增多。他是受到北京101网校的启发才成立了公司。2005年，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的张晓静等人统计，当时远程教育发展近10年，已经有200多所网校。
但东方闻道又是不普通的：据张晓静等人当时的调查，在网上可以登录访问的49所中小学网校中，只有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可以颁发高中学历。它是常规课堂教学的代替模式，其他的网校都只进行课外教学辅导。近些年，河南、安徽才出现了类似模式的网校。
叶枫的学校在成都本地，底子还不错，但校方认为，引进网课或许可以赶超七中。当时，学校将最好的资源倾斜到了两个网班，每一科任教老师都是年级最好的，还有两位老师是学校副校长。进入网班的学生要经过入校与分科时的两次选拔，每次选拔的标准只有一个：成绩排名。
叶枫还记得，老师们还常常鼓励他们说，你们和七中的同学用同样的教材，上一样的课，没有理由比他们差。在老师的描述里，他们仿佛通过网课与七中学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中考录取分数的差距，令七中学生与他们之间原本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远端”的压力
与普通班相比，网班同时使用两套教材，一套是传统的川教版书目，另一种是成都七中自己编写和使用的配套教材。这样一来，学生自然也有两份作业。除了参加本校月考、期中和期末考外，网班会在其他学生放假后，另加课3天，跟着七中进行期末考试。班主任会在七中考试开始后半个小时通过传真拿到题目，并第一时间打印出来送到考场。
不是所有课程都直播。文理科分班后，七中学生正常上体音美课程，这时，远端老师会关掉屏幕，抓紧时间给学生们讲课。网班的课程被排得满满当当。中午1点到2点是学校午休时间，但是网班在前半个小时会有老师来上课。晚上有四节夜自习，网班的前两节也被安排上课，讲那些直播没有细讲或者需要巩固的知识点。
七中学生的基础好，老师上课讲的知识点他们很快就能接受。对于叶枫所在班级的同学来讲，屏幕里的讲课进度可能就有些过快了。但是直播不等人，他们只能被直播带着走。听直播的课程，难度大，节奏快，远端学生不预习就跟不上。叶枫每次预习只能安排在晚上回家后，预习科目有6门，而且作业量大，熬夜是常有的事。
2015年，四川省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老师杨海茹对彭州一中网课班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彭州一中2011级与2012级网班的老师，对于远程直播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适合度评价，只有14%的老师认为很合适，68%选择一般适合，还有18%选择不合适。不适合的原因是：本校学生基础较差，跟不上前端教师的节奏。杨海茹分析，因为成都七中生源好、基础好，同样的知识传给外校的学生，对这些学生会造成很大压力，他们需要付出更多时间消化。
通过屏幕，叶枫看到七中同学每天的作业量只有他平日的70%，但每次考试，成都七中同学的最高分要比他们的最高分高出100多分。
屏幕里的七中老师讲课思路清楚，课堂气氛活跃，而远端教室里安安静静。大家像是“看客”，没有回答问题的互动环节，有时自己班上的老师偶尔突然插一句解释，叶枫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更多时候，老师全程站在后面听课，下课后，拖堂几分钟讲一下要点。远端老师也负责监督学生们不打瞌睡。而远在屏幕另一头的七中老师，既无法与远端学生互动，也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
上过网课的四川省威远县竞力中学毕业生周周也经历过大家普遍遇到的问题：新的教学模式没有学生和老师间的互动和反馈；200多所网班特点不同，七中老师无法统一调整。同时对于大部分远端学生来讲，七中老师的确讲课快，学生跟不上，学习得不到正反馈，非常受挫。她因此觉得，远端老师的心理疏导极为重要。“成都七中网校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用药，它只是一座桥梁，一种工具。”她认为重要的是，远端学校和老师需要思考怎么使用好这个工具。
杨海茹在调查中观察到，有些远端学生因为情感缺失，通过直播对比七中同学丰富多样的生活，会出现心理落差。这也减损了远端老师的权威性。她指出，情感互动在中小学课堂非常重要，学生一方面学习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性格、人格、价值观的养成，都要通过情感教育，有时候课堂上老师的一个肯定的眼神也可以传达出感情。
另据彭州一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介绍，由于网课的效果不太理想，该中学在2013年引入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的另一种模式，即学校引入学习七中的课件和题目，远端老师根据班上情况进行筛选、备课，再给学生上课。使用这种模式的2014级学生在升学率等各方面情况都很不错，比直播效果好。目前，该校已经不再使用原先的网课。
“屏幕”背后
杨海茹的问卷调查还得到了一些有实际意义的结果：大部分师生认为，语文和英语最适合直播教学，因为难度低，学生容易理解，七中老师讲课有吸引力。物理、数学这些信息量大、抽象和互动少的课程大家认为最不适合直播。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必须借助本校教师的帮助才能掌握网课的知识。
周周最喜欢网课里的语文课。2010年，作为提升教学质量与升学率的尝试之一，她所在的竞力学校引入成都七中网课。在语文网课上，课前3分钟，七中的学生会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周周听着屏幕里的同学讲如何写字，看着别人写的字确实好看，自己课后也买了字帖练习。网课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听同龄人讲林夕、讲恐怖电影，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屏幕另一端演讲
屏幕里七中优秀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激发了周周对人生成功的渴望。按周周的中考成绩名次预估，原本连三本都很难考上。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最后，她的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40分，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
2018年初，张伟所在的合肥六中引入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技术，开始向所在市其他高中同步直播所有课程。经过一年的实践，张伟认为，由于起点有差距，远端学生接受不了网课教学，跟不上，压力大，这是所有的直播网课都会产生的问题。
对此，张伟认为，远端老师的作用非常大，他们是决定这种模式实际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远端学生基础一般不好，远端老师是课堂的监督者和执行者，需要全程陪同听课，在课下也要多投入时间补课，积极配合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周周回忆自己上网课时，如果屏幕里讲到超出远端学生能力的内容，老师就会暂停或者关闭直播的声音，用他们更能接受的方式讲解，不像有些中学不考虑自身特点全部照搬教学。
在另一篇报道直播网课的文章里，四川大凉山的一所学校忽略本校老师的作用与学生的差异性，迷信七中模式，试图把学生硬拽到相同层次，最终失败。周周结合自己的经历评价说，“同样是网校，有的学校从零一本变成了10个一本，学生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有的学校，将学生的无限可能性变成了一条单行道。”
黄欣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10年前，她曾经受成都七中东方闻道邀请，参与研究评价直播模式。她的团队在调研时了解到，这种模式有局限性，但是受益方很多。远端的学生中，受益最多的是优秀学生，但基础差的学生也不是毫无受益。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接受到的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教学资源，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同时，接受网课的学校与老师也是受益方。
张伟的想法与黄欣相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播的学校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在省内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远端学校则引入优质资源，防止优质学生流失，提高升学率；网班增多带来的规模化效应，让直播公司也有利可图。“所有人都能获益”。
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以解决乡村教育薄弱问题，推动教育公平。看到网上为“屏幕”而欢呼的声音，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这些人不了解在线教育如何发挥作用，他们简单地把教育理解为，只要给你提供资源，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去学习。忽视了教育需要老师的教，学生的学，师生之间是共同体。“因此，对屏幕来说，在线教育的作用夸大了。”
熊丙奇认为，那篇报道把“2016年，88人考上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归因于在线教育的成就，是似是而非的。这背后有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以及地方学校加班加点的应试训练因素。
熊丙奇认为，本校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线教育只是辅助。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缩小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会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人的投入。首先要做的是，解决乡村教师的队伍问题，关心他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提高老师的积极性。
杨海茹反对一窝蜂地引用屏幕技术，认为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也想过，更好的办法是让学校老师去成都七中学习、交流、培训。但是现实是，在偏远地区，一旦老师教得好，马上就会跑掉，因为基础教育的老师待遇太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学的格局是“县中模式”，即县城中学的高考成绩要比城市好，河北衡水中学就是“县中模式”的典型代表。近些年，这种模式衰弱，“超级中学”崛起，使得小地方的优质生源和教师资源流失。
“屏幕”能否改善教育公平？张伟认为，在这种流失中，教育公平很难做到。“这里的教育公平，实际上是把一种由于出身和地缘的不公平问题磨平了。它带来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好大学)是有可能的。”很多小地方几十年没有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这让那里的学生也很绝望，屏幕连接优质资源，至少给了他们一点希望。
熊丙奇认为，对于因媒体报道而在近期引起关注的禄劝中学，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在线教育，而是借“直播班”名义狠抓应试。他承认，升学在当下看来是贫困地区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偏远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高辍学率——由于考上大学的是少数，在那里，更多的家庭认为，既然考不上好大学，那么读高中、初中也就没有意义，于是选择初中就辍学，而这，是一块屏幕解决不了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枫、周周、黄欣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