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企”概念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未来，只有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区别，而无民企与国企的差异。
文/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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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民间投资增速急剧滑坡，引发高度关注。中央第一时间派出督查组，采取有效措施应对，2017 年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随后民间投资开始止跌回暖。
但进入 2018 年以来，“国进民退”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这一“趋势”似乎并非空穴来风：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 22 家接盘方均为国资，接盘总市值已超过 1330 亿元。仅9 月上半月，便有 6 家上市公司计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国资成为最积极的“接盘侠”。
这意味着新一轮“国进民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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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之所以引发议论，是因为它不符合大家的预期和常识 ：
·民企回报率高于国企：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效益好的企业应该具有更大的扩张能力。从净资产收益率看，2017 年国有工业企业为 9.9% ；而民营工业企业为19.6% ，远高于国企。从资产负债率来看，2017 年末国有工业企业为 60.4% ，而民营企业仅为 51.6% 。因此，从数据上看应该是“国退民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力推混合所有制，即鼓励民企参股国企推动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变。
但现实显然与此不符，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短期因素导致的：
·中央力推“货币政策中性化”，2017 年以来 M2 增速显著放缓，但一些企业习惯了过去的高速扩张模式，过于乐观、冒进，甚至不惜把股权进行质押以获得扩张的弹药，对于风向的变化准备不足。
·在房地产调控、去杠杆、贸易战等外部因素影响下，股市下跌超出了不少上市公司的预期，导致股权质押爆仓。
·中央出手清理影子银行，这是控制风险蔓延的必要举措。无疑，民企是影子银行的主要融资主体，这一清理也压缩了民企的资金可获得性。
·在实体经济困难加剧的背景下，银行对实体经济放贷变得更加谨慎，甚至出现了抽贷现象。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企总体上属于“战略性收缩”，但这一收缩不是线性的。即使在美国，2008 年次贷危机中，一些大型银行也被迫“国有化”，接受政府救助。但危机一旦结束，政府就逐步退出，恢复银行的市场化股权结构。
当然，我们也应该坦诚地看到，的确有一些“体制痼疾”加剧了民企的资金困境：
·国有银行体系更倾向于向国企贷款：这不是因为民企盈利能力差，而是因为给国企贷款更省心、政治风险更低。而且国企即使出了问题，还可以指望政府出马拯救。从存量信贷看，2016 年国企占据 54% 的企业贷款份额、民企占比 34% 。但是国企只创造 25% 的 GDP ；从增量信贷看，2016 年国企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只占新增贷款的 17% ；从平均融资规模来看，国企从 2015 年的 7.15 亿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22.54 亿元，民营企业却从 5.99 亿元下降到 4.6 亿元。
·由于 IPO 注册制推进迟缓，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成为“瓶颈”，这导致风险投资缺乏退出渠道，而风投投资的对象又以民企为主。2018 年上半年中国PE市场共有 1021 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同比下降 8.8% 。
·由于缺乏减税、国企改革等配套推进，中央收紧货币政策后，银行不是减少对僵尸企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对支持，而是选择牺牲民企特别少中小企业。
此外，“经济恐怖分子”吴小平等人的奇葩言论，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放大了民企的心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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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的所谓“国进民退”只是金融环境变化与体制痼疾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属于“市场行为”，而并非中央政策导向的变化：
·8 月 20 日，刘鹤副总理主持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
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
·国务院会议用“五六七八九”强调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中小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显然，中小企业基本上就是民企。
· 8 月初，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
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金融领域中人的积极性，有成绩的要表扬，知错就改的要鼓励。
·9 月，中国人民银行两次召开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易纲指出：
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贷款发放、债券投资等方面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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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指引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纲领，在未来很长时期都是方向性指引。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国企、民企、外企，都要靠能力和竞争力论输赢。既然是市场化，机会应该对所有企业公平：民企可以收购国企，国企也可以收购民企。
当下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国企和民企的“机会公平”？如何消除体制性歧视？答案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 打破国企预算软约束，淘汰僵尸企业
· 来一场“诚心诚意”的减税，修复实体经济盈利能力
· 加快发展民营银行，改善银行业结构
· 深化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真正实现银行行为的市场化
· 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打通直接融资渠道
· 彻底厘清政府与市场(尤其是国企)的边界，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 构建高效能的金融监管体系，终结“运动式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