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4.0时代”的中日合作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多年来始终是中日有识之士的共识。面临现在的形势，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初接受《产经新闻》的专访中，透露了其预计将于10月底访问中国的计划。安倍称：“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访问了日本，中日关系已完全回到了正常轨道。”
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在中日两国的高层互动也得到充分展现。8月31日上午，第七次中日财长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共同主持对话。新华社的报道称，此次对话释放多重积极信号，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以及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正能量”。麻生太郎也将本次对话称为“至今氛围最好的一次”。
同样是在8月31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会见由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代表团。王岐山表示，中方愿同日方一道，落实好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各项共识，为中日关系发展凝聚更多正能量。
《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局长高桥哲史近期撰文指出，中日以经济为轴心不断加深联系，如今迎来了步入全新协调时代的良机。在这篇题为《不要眼睁睁地看着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溜走》一文中，高桥在指出当今中日关系依然存在领土、历史认识等难题后呼吁，“尽管如此，如果犹豫不前，两国关系不会取得进展。40年后好不容易再次迎来中国‘协作的良机’，不要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多年来始终是中日有识之士的共识。面临现在的形势，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
中日关系总体趋于改善
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时，在《朝日新闻》发表了署名文章，提出“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起航”，是有现实基础的。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这次会晤，成为近年来紧张的中日关系实现转圜的开端。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本3000人访华团时指出，“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和世界有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继续付出不懈努力。”2017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中日关系总体延续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势头”。
值得肯定的是，日方对改善同中国的经贸关系，表现出积极姿态。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由250人组成的日本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磋商和交流。代表团由被称为“日本经济界总理府”的日本大企业代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和中小企业代表“日本商工会议所”负责人、日中经济协会会长三村明夫率领。
据日本海关统计，今年1至3月，中日贸易总额为764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为3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18.5%；进口额423.53亿美元，同比增长7.0%，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2.8%。日本舆论认为，中日两国或将继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后，迎来“第5次经济热潮”，“政冷经冷”的局面将宣告结束。
在中日经贸关系趋向改善的另一方面，日美经贸关系则发生了微妙变化。2017年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日本汽车厂商加强在美生产，减少对美出口。罗斯批评称：“虽然日本和其他亚洲各国反复说在推进自由贸易，但是保护主义比美国还要严重得多。”日本随后“反唇相讥”。今年7月3日，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发表了题为《特朗普式的“交易”冲击日本》的文章，称以盈亏判断孰是孰非的特朗普式“交易外交”，正在破坏美日同盟基础。即使是盟国，只要交易不成，也会随手抛弃；即便不是盟国，只要能做交易，也可以向对方让步的做法，使“越来越多的观点开始对目前(日本政府)不断加深对美依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抱有疑虑”。
自民党总裁外交特别助理河井克行公开表示，“同盟的本质已经变成交易。”特朗普宣布将扼住伊朗的命脉——石油，禁止各国同伊朗进行石油贸易。但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双方就石油贸易达成了共识。由于日本对伊朗原油存在很大依赖性，因此认为特朗普的“规定”是“赶尽杀绝”。河野太郎强调，日本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这令美国非常不爽。
值得关注的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变化，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高度关注。日前，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撰文指出，“与现在相比，今后的日中关系不是在战术上，而是在战略上将会更加亲近。正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中两国有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苏联的先例那样，今后也不排除日中两国将美国作为对手，携手合作的可能”。
客观地说，虽然美日在经贸领域也存在摩擦，但出现“日中两国将美国作为对手，携手合作”的局面，目前不太可能。主要原因是，“旧金山体制遗产”的影响依然存在。
所谓“旧金山体制”，是由《与日本的和约》(通称《旧金山和约》)和《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保条约》)，以及作为《日美安保条约》具体实施办法的《日美行政协定》构成的。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等主要对日参战国没有签署《旧金山和约》，因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集体安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这就是“旧金山体制遗产”。
“旧金山体制遗产”存在两个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障碍。
一是《旧金山和约》对领土问题的“模糊处理”，埋下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之争的火种。2010年9月7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主权问题而发生的“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僵局。2012年9月，因日本的钓鱼岛“国有化”处置，双方再次发生激烈冲突。2014年1月发布的“初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中，要求写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对此，日本《产经新闻》认为，“过度描述与别国的主权争议，无益于引导学生形成深刻认识。”日本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美国的从中作梗，特别是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更趋复杂。
目前，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仍在持续。2017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增加了5艘大型巡视船，设置了钓鱼岛领海警备专属的巡视船影像传送设备，增员442人。另外还增加了3艘测量船，强化海洋调查体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日海空对峙局面仍时有出现。2018年1月11日，两艘日本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中方随即采取相应行动，日本媒体借机渲染“中国威胁”。
今年8月28日，日本防卫省发表的2018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并将“西部方面普通科联队”改组为“水陆机动团”。这支部队总人数约2100人，有两个联队的建制，将拥有包括从美国购买17驾“鱼鹰”运输机和52辆AAV7型两栖战车在内的新型武器。其战术、装备、部队编制等，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翻版，因此被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按照日方说法，成立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所谓“西南诸岛有事”。所欲何为，路人皆知。
二是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后不久，由于美国的对日政策变“压制”为“扶持”，因此，日本随即对历史问题翻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制定了《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修订了《军人恩给法》，对战犯和普通战殁者“一视同仁”，否定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不得给战犯翻案”的规定，形成了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所说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矛盾”，留下了以靖国神社问题为焦点的“历史认识问题”。
互为合作伙伴
2017年5月29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第四次中日高级政治会谈中，再次就“互为协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达成共识。虽然中日之间依然存在以“领土争端”和“历史认识”两大障碍，但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依然是可能并值得期待的，关键是如何使这一共识落到实处。
就“互不干涉内政”而言，2017年以来，中日双方进行了切实努力。至2017年，中日两国政府外交和防务部门官员共进行了15次中日安全对话，13次中日战略对话，8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2017年12月5日至6日，双方在上海举行了第八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双方就尽快建立并启动海空紧急联络机制达成共识，同意继续加强防务部门间的交流，增进互信。双方还举行了政治与法律、海上防务、海上执法与安全、海洋经济四个工作组会议，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并探讨了开展海上合作的具体方式。2018年4月下旬，中日举行了第九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就“互为合作伙伴”而言，整个世界开始进入跨地区、跨大洋的关税互惠乃至关税互免的“通商4.0时代”。二战前彼此通过加征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来商品冲击，被称作“通商1.0时代”；通过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经贸全球化，则为“通商2.0时代”；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兴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圈，就叫做“通商3.0时代”。
“通商4.0时代”有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TPP变身的“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产经新闻》2018年1月对日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75%受访企业认为，CPTPP有利于推动日本经济发展。但是，这也意味日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裂痕”。
今年8月，日本经济再生相茂木敏充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首轮经贸磋商，未能弥合分歧。其主要分歧是是美国固执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因为那样美国更容易对日本施压，从而满足自身的意愿。但是，日本更愿意加强多边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主导建立作为TPP“改良版”的CPTPP的主要原因。9月7日，特朗普表示，“日本明白，如果不同美国做交易，将导致大问题”，并表示不惜采取强硬策略。日本媒体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大对日本的施压力度。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加强，日本还多次表示愿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安倍再次表示，愿以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国的合作。
(文/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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