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临汾市洪洞县，督查人员向一施工工地负责人出示证件。新京报记者 邓琦 摄
汾渭平原环保督查半月 发现问题1428个
汾渭11城首次纳入重点区域及强化督查范围；明年有望发布大气污染源解析
这个夏天，环保强化督查的旋风，首次席卷汾渭平原。
8月20日开始，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进入第二阶段，在此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基础上，汾渭平原11城首次纳入督查范围。
新京报记者统计，半月以来，督查组共发现汾渭平原11城涉气环境问题1428个。平均每天发现89个问题。
针对督查到的问题，生态环境部将核查整改情况，对大气污染防治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且大气污染问题突出的城市，将进行挂牌督办或公开约谈，严肃量化问责。
另外，汾渭平原11城正和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合作，明年将发布该区域源解析，即污染的全部来源。
8月26日，临汾市洪洞县，督查人员在一施工工地检查。新京报记者 邓琦 摄
互相不知道的目的地
8月26日，山西临汾洪洞县，连着好几天高温晴晒和连续“作战”，坐在副驾驶的周维涛有些晕车，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吐一会儿。
这辆车里，坐着三位来自黑龙江伊春市环境监察大队的监察人员。杜海峰是组长，老环保人，从事环境监察工作十年。后座儿的段云飞有四年监察经历，副驾驶的周维涛最年轻，90后，也已经干了三年环境监察。
周维涛拿着一份名单，给司机随机指了个地址。来自当地的司机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车开到一个施工工地——贺涧桥示范学校教学楼，尘土味扑面，扬尘四起。
“您好，我们是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组，这是我们的证件，这是公函。”督查组三人向工地负责人亮明身份。“请出示一下环评批复材料。”
“这个工地出入口的车辆冲洗装置呢？”杜海峰问。
“有的，每次我们都会冲洗，在里面，我去搬。”随后，施工人员从正在施工的教学楼里搬出一个水泵，上面布满尘土，赶紧拿一块抹布擦了擦。
“这一看就是很久没用了。”杜海峰说。
“我们之前在出入口有车辆冲洗装置，后来拆了。”另一施工人员说。
“拆了肯定有痕迹，带我们去看看。”杜海峰追问，施工人员沉默。
督查组发现，除了缺少出入口冲洗装置，该施工工地物料没有苫盖到位，现场地面也没有100%硬化，不符合建筑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随后，负责记录问题的周维涛把文字和图片上传至“大气强化督查”APP，经杜海峰和段云飞两人手机确认后，问题直接上报至生态环境部。
这次督查要求独立式展开，尽量不跟当地政府部门接触，去哪儿，也是三人轮流随机挑选。
马不停蹄，督查组上车后，杜海峰拿出另一份名单，给司机点了个位置。
随后，督查组来到一家洗煤厂。由于被列入改造企业，这家洗煤厂生产用电被切断，等改造验收合格后，才能恢复供电。
不过，督查组依旧发现了问题。洗煤厂的原煤储存库没有采取密闭措施。另外，洗煤池溢出的污水以及池中煤泥流淌到地面和水渠，都没有经过清理。
自8月20日起进驻临汾以来，至9月2日，这个来自黑龙江的临汾督查2组在临汾洪洞县强化督查。两周下来累计检查各类企业90家次，涉及大气污染上报问题共39家。
临汾位于山西西南部，以前被公众熟知，或许因为矿产资源丰富。2017年以来，临汾因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二氧化硫浓度长时间“爆表”、监测数据造假等环境问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
去年以来，临汾曾两次被生态环境部约谈，更成为舆论焦点。
临汾的问题，其实是整个汾渭平原的缩影。汾渭平原11城市包括山西省吕梁、晋中、临汾、运城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
督查人员看来，由于燃煤为主的产业和能源结构突出，临汾乃至汾渭平原的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两次被约谈的市长
在此次督查组进驻临汾前半个月，8月6日，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这也是临汾市长刘予强第二次坐在“被约谈席”。2017年1月19日，临汾市政府因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二氧化硫浓度长时间“爆表”问题被原环境保护部约谈，并同步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当时刘予强在约谈现场表示，对临汾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和存在的环境问题“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2018年3月底，生态环境部检查发现，临汾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部分监测数据异常，采样系统受到人为干扰，并在查实有关情况后依法移送公安部。
国家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说，经调查，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授意局办公室原主任张烨和监测站聘用人员张永鹏，组织指使许冬等人故意实施破坏监测数据行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张永鹏组织人员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对全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实施干扰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达53次。
5月30日，晋中榆次区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涉案16人作出判决，其中，主犯张文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刘长根说，临汾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行为，“教训深刻，影响恶劣”。
临汾的空气究竟有多差？
2017年，临汾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1天，优良天数同比减少22天；2016-2017年的冬天，共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19次，其中红色预警6次，造成大范围、长时间限产停产。
2018年7月22日，生态环境部通报2018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对1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空气质量排名，临汾市位列第169位，倒数第一。
刘长根说，临汾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都存在问题，必须“伤筋动骨才能改变局面”。
和临汾一样，同处山西的吕梁、晋中、运城市也存在大气环境质量恶化的问题。同为汾渭平原11城的陕西西安，不仅环境恶化，也在去年曝出环境监测数据造假问题。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汾渭平原PM2.5、PM10、NO2、O3浓度均呈上升趋势，优良天数比例逐年下降，呈恶化趋势。这期间，从全国PM2.5和综合指数排名来看，汾渭平原排名全国后20名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其中PM2.5排名后20名城市数由2015年的0个增加至2017年的6个。
根据安排，珠三角空气连续三年达标退出了重点区域范畴。汾渭平原首次被列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汾渭平原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1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平均为65微克/立方米，仅次于京津冀“2+26”城市，同时也是全国二氧化硫浓度最高的区域，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近90%，产业结构偏重且规模偏小、装备水平低，多数钢铁、焦化企业尚未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平均每天发现89个问题
汾渭平原11个城市在此次的强化督查中，的确曝出不少问题。
新京报记者统计生态环境部半个月以来的通报发现，8月20日至9月4日这16天，督查组共发现汾渭平原11个城市的涉气环境问题1428个。平均每天发现89个问题。
发现问题最多的一天是在8月29日。当天，90个督查组对汾渭平原的101个县(市、区)进行督查，发现涉气环境问题134个。
每天傍晚，生态环境部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上一天的强化督查发现涉气环境问题汇总表，包括每一个涉气问题的所在地、污染源名称和问题类型。
有地方官员称，每天到傍晚的时候都提心吊胆地翻看手机，生怕本地有情况上了问题汇总表。
除了每天发布的汇总表，一些企业(单位)存在的重点环境问题也被生态环境部曝光。几乎涵盖所有被督查的城市。还有企业因拒绝接受督查组检查被曝光。
8月30日，督查组对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新城镇的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冶金水渣厂检查时，该企业在督查人员表明身份并出示执法证件后，依然拒绝接受检查。另有媒体报道，在运城河津，一煤炭企业负责人带着督查组“绕圈”，紧急覆盖露天堆放的煤炭堆。
针对强化督查发现的问题，多地政府已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并提出整改方案。
8月20日至27日，生态环境部转办临汾市八批强化督查案件共43起，涉及工业企业、扬尘综合治理、燃煤锅炉整治等方面。
8月28日，临汾市召开强化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截至当日，该市落实整改案件31起，整改完成18起，正在整改13起。
西安市则制定方案要求，针对“散乱污”企业、燃煤锅炉、工业炉窑、小火电、散煤替代等重点任务，做到应查尽查，无死角、无遗漏、无盲区，做到底数清、任务明、责任实。
汾渭平原源解析将发布
今年的蓝天保卫战强化督查从2018年6月11日开始，持续到2019年4月28日结束。
京津冀“2+26”城市总体安排200个左右的督查组，汾渭平原11个城市总体安排90个左右的督查组，每个督查组由3人组成，主要从地方环保系统和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抽调。此次强化督查共动用约1.8万人(次)。
此次第二阶段督查11月11日结束，之后转入第三阶段，在现有京津冀“2+26”城市和汾渭平原11城市外，还将加入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在内的长三角地区。
强化督查重点督促上述三个重点区域“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业企业环境问题治理等情况，以及落实秋冬季减排措施，排查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各项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在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之外，被督查的汾渭平原11个城市，也在运用“内功”减排。
以临汾为例，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临汾正在邀请专家进行源解析研究，即整个区域的大气环境容量究竟是多少？污染都来自哪里？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正在跟临汾市政府沟通，组建专家组。计划今年10月1日至明年3月底，整个秋冬季到临汾当地采样，分析秋冬季污染形成特征以及成因，大概明年7、8月份，发布源解析结果。
不仅是临汾，汾渭平原11城，都将得到该中心的技术支持。
“主要从科技支撑的角度，为地方政府提供精准化的污染治理方向和建议。”柴发合认为，临汾的问题在于产业和能源结构，尤其是散煤问题突出。
跟京津冀不同的是，京津冀及周边区域从2013年以来作为重点区域治理，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汾渭平原相当于京津冀2014、2015年的水平。”他说。
此次临汾督查一组组长蒋首华认为，临汾以及整个汾渭平原，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规模存量很大，不可能一下全部清理完，需要时间，更需要投入。
该组组员独威这几天督查下来，深有感触。他说，这个区域煤炭、焦炭、钢铁存量巨大。到底怎么办，如何探索区域内的环境容量，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当地政府也很头疼。
9月4日，临汾督查二组已回到黑龙江。不过，此次强化督查并没有结束。
“我们会一轮一轮地查，一遍一遍地看，企业想投机取巧躲过督查，是不可能的，看谁能熬。”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说。
■ 对话
生态环境部环监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环保督查情况
“一些地方提前给企业通风报信”
身为生态环境部环监局副局长，夏祖义直接分管一线的大气、水环境等执法工作。最近他每天都要看各个督查组报上来的问题清单，多的时候达数百个，尤其是地方申诉的问题，他一定要亲自判断。“最怕误伤。”夏祖义说。
这次蓝天保卫战强化督查有何特点？汾渭平原污染治理有何困难？如何避免地方干预环保执法？新京报记者昨日专访了夏祖义。
独立式督查不让地方陪同
新京报：此次要求开展独立式强化督查，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夏祖义：过去一年的强化督查都是伴随式的，即督查人员和被督查地方的人员一起去现场。住宿、餐饮、交通等，都是当地安排。去企业督查，当地会有人陪同。从过去一年多情况看，虽然也取得不错效果，但我们也发现有问题。所以这次督查在形式上进行调整，要求督查组独立开展督查。存在问题包括，首先我们派驻了这么多督查人员，当地还要同样多的人来陪同，同一件事牵扯两倍人的精力。其次，跟着的这些当地人，保不齐会事先通知企业。所以往往督查组还没到，企业就关门了，想查也查不到。另外，我们在企业查到问题时，被督查地方的人担心被问责，就会向着企业去做一番解释。
新京报：这种独立式督查中的“独立”，如何体现？
夏祖义：一方面不让地方陪同，这些地方人员可以干别的事情。另外，他们也不知道督查人员去哪儿，我们是随机的、保密的。这样相对就真实一些。为了做到独立，我们也从几方面保障，首先是经费，原来经费都是划拨至被督查地方，这次我们把钱划拨到派人的省份。督查组下去后，住宿餐饮交通费用，都是自己出，尽量减少和地方接触。
既要独立检查，又要兼顾合理性。有时督查组对情况不了解难免误报，仅凭后台难以准确把关，我们这次加入了申诉环节，每晚六点前，督查组报上来问题，我们把问题清单发给被督查地方，地方可以申诉。
新京报：一些地方政府是否会跟企业提前打招呼？
夏祖义：确实存在。督查过程中有一个困难，就是去了以后关门了，或者停产了。停产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刀切”。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不被追责，他们不会正式发文，而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告诉企业，督查来了，你要停产。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发现你去哪儿了，就会通知那边的企业，然后那一片儿就停产。
新京报：地方对督查的干预有什么危害？
夏祖义：地方提前给企业通风报信，对于我们督查工作特别不利。主要有两个危害，首先，大面积停产确实是影响生产。另外，就是不容易暴露问题。
新京报：地方政府通风报信，是否有办法应对？
夏祖义：我们初步打算，你停产了我们也要查。查你有没有治污设施，是否达到环评要求。我可以通过生产记录等情况来判断近期是否生产。如果治污设备去修理了，或正在跟企业洽谈，需要提供合理说明和证据。
环保督查最终要制度化
新京报：汾渭平原的污染，有哪些深层次原因？
夏祖义：这个区域能源偏重，以燃煤为主，煤化工产业突出。跟京津冀地区一样，钢铁产业突出，这跟区域资源禀赋相关联。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极大的优势，但是换一个时期，就变成劣势。汾渭平原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要想改变，还需要一定的周期，这是历史造成的。另外，早年唯GDP论英雄，环保这块儿没当个事儿。十八大以后，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但是由于前期这种惯性，想刹住车，还是需要一定过程。
新京报：如何避免强化督查变成一阵风？
夏祖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环境问题，重症需要猛药。这种督查的形式，不可能是永久的，人力、物力投入太大。实践证明，现阶段这种方式效果明显。现在干一年的效果可能等于以前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效果。不过，最终还是要制度化。在督查的同时，要做好顶层设计，来指导各级执法队伍。
全国环境执法队伍制服将统一
新京报：此次机构改革，生态环境部监管职能空前强化，未来执法有何新特点？
夏祖义：目前正在调整中。不过，职责更多开展工作难度会更大。我们会通过更加优化执法队伍、办事方式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也将统一全国环境执法队伍的制服，来体现环保执法的严肃性，加大环保执法的公开性、透明性。
新京报：环保执法越来越严，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
夏祖义：首先应该看到，严格执法是维护市场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其次，要依法执法，督查人员去各地督查，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即疑罪从无。第三，是在我们专项执法过程中，要实现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或多赢。没有环保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协调好环保和经济的关系，短期内确实需要承受阵痛，需要付出代价。不过，这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
A12-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