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秉楠
“我刚带队员做完操。”3月2日一早，见到记者时，陆伟还喘着点粗气。这是他所带领的医疗队休整的第二天。虽然有一个星期的轮休时间，但是陆伟一点也不敢懈怠，他们要随时待命，有任务就得上。
陆伟是天津市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天津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党总支书记、领队，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总负责人。他曾先后在5家医院担任过院长、书记等职务，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管理经验丰富。
休整的第一天，陆伟发现队员们都没起来吃早饭，长时间的作战让队员们非常疲惫。他感到这样不行，于是找到驻地青山区委党校相关负责人询问校内有没有喇叭等设施。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开始通过喇叭叫队员们起床、提醒队员按时睡觉，以此来保持队员的规律生活和持续作战力。从此，每天早上7点半、晚上10点，校内的起床号、熄灯号便会准时响起。不仅如此，他每天早晨还会带领队员在院子里做操等，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克服了重重困难
“刚拿到队员名单的时候，我非常满意，都是天津一流的专家。”陆伟说，能带领一支这样的队伍，很有信心。
“1月27日凌晨到达武汉。有两个区的人争着要接我们，先是被接到了江汉区，后来通知说要到青山区，接管武汉钢铁第二医院。”陆伟说，初到武汉，心里却打起了鼓，“秩序有点混乱，感觉后面的困难会比较大”。
在驻地青山区委党校，清点完物资时，已是凌晨2点多。休息了几个小时，1月27日上午，陆伟和几名支委到武钢二院对接，一进医疗大楼就傻眼了。这是一座被废弃许久的4层大楼，一楼大厅空空荡荡，二楼以上的病房除了床架，里面什么也没有。很多窗户没玻璃，有的门上没把手，墙砖一碰就掉，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和垃圾。
这是医院？在这种地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陆伟有点生气。
武钢二院院领导苦笑着说，这座楼是武钢二院专科住院部，是当年为抗击SARS修建的，之后闲置10多年了。硬件的糟糕程度超出了陆伟的想象。他和院方商量了最紧急的任务：“先打扫一下卫生，把玻璃装上，赶紧划定红区、黄区、绿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来看望医疗队时，听了陆伟的汇报后嘱咐说：“老陆，你必须得打胜仗，医务人员也要做好防护。”陆伟说：“请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陆伟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对策。他说：“现在形势急迫，明天要接收病人，全体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
1月28日不到8点，队员们到达武钢二院。二楼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接收了一批病人。52名病人，交接时说的数字是60多名，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只有武钢二院的两名护士值守，防护措施也不到位。天津医疗队队员、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师张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大冷天，病人有的没有被子，蜷缩在床上，有的狂躁不安，拿着CT片到处乱跑……”
“不能再拖了！”陆伟马上召集支委在大楼外开会，“今天上午10点半前，我们必须把病人接管过来，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作出这样的决定，陆伟有三方面考虑：一是病人情绪激动，一旦有突发状况，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二是目前在里面的两位医务人员防护不到位，呆的时间越长越危险；三是如果10点半不进去解决问题，对后面的夜班队员更不利，越拖越难管理。
“当时的情况太紧迫了。我们一边打扫卫生一边登记收治病人，这好比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挖着战壕。”天津医疗队支委、护理和感控组组长王莹回忆说。
上战场前，陆伟给队员下了两道指令：一、主动上去找病人，不要等病人找我们；二、穿上防护服，病人看不清我们脸和眼睛，但是能看见我们的眼神，用眼神和他们交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在关心他们。
效果显现了出来
上午10时半，第一批医护人员进入收治区，医务人员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拿给病人。有的病人接过医护人员递上的东西，当时就捂着脸号啕大哭。下午五六点钟，绝大部分病人情绪稳定了下来。
陆伟也穿上防护服跟着第一批队员进了病房，在他看来，非必要情况，能不去红区的尽量都不要进去，但当时他进去了，一来要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做好后面的打算；二来也是为了给大家鼓鼓劲，提振士气。
陆伟给医疗队定下了感染控制的三条原则：第一是严格分区；第二是规范防护；第三是“一人盯一人”，互相检查防护情况。
出来之后，陆伟赶紧做了一件事：建立指挥部，划定红区（污染区）、黄区（缓冲区）、绿区（清洁区）的分界线。红黄绿区的划分对于控制感染范围、降低感染风险至关重要。经历过2003年抗击SARS的陆伟说，这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在开始的1周多时间里，队员们出红区时洗不了热水澡，只能回驻地洗。陆伟很是担心：“千万不能有人中招儿啊！”所幸，在大家的严密防控监护下，所有人都平安度过了最艰苦的阶段。
两天后，天津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增援武钢二院。从天津紧急调运的医疗防护物资陆续抵达，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调拨的各种医疗设备也陆续送了进来。
治愈者带来了信心
绝望，是陆伟来这里首先感觉到的情绪。“我和他们讲那边在建设雷神山医院，他们说，‘哎，雷神山也是杯水车薪……’大家的心情多少有些压抑、有些沮丧，对打赢这场仗没那么有信心。”陆伟说。
随着接手医院的运行渐渐步入正轨，陆伟开始思考，如何给大家带来信心。左思右想，陆伟提出了救治三原则：第一条，尽快使轻症及普通型患者痊愈出院；第二条，尽快使重症患者转为轻症；第三条，尽最大可能救治危重症患者，临床专家组要对在院患者的病情进行每日研判，针对不同的病人调整治疗方案。
为何把普通型患者尽快痊愈出院放在第一条？陆伟的考虑是：“按照常规，应该将危重症治疗放在首位，但是武汉刚开始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只有让普通型患者尽快出院，才能给其他正在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信心，这样对治疗才会产生正面影响。医务人员也需要鼓舞斗志，知道自己的工作没白干，会有很好的结果。大家都有信心，才能齐心协力，共同打赢这场战斗。”
如何落实这三原则呢？陆伟首先在核酸检测和信息录入上提出了要求。
当时，核酸检测能力很有限，两三天只能检测一次，一次只能测几个人。这么多病人，先检测谁？“你们看哪个病人有希望出院，就先检测谁。”陆伟对医护人员说。
因为之前病人入院的时候很多信息都是空白的，住院手续、传染病报卡等都没有，如果不及时把这些补好，病人也没法出院。虽然在正常医院里看起来“不是事儿”的简单工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语言交流障碍、带着护目镜写字困难、信息系统使用不畅等问题，补齐这些人的信息是个不小的工作量。陆伟就要求，先把治疗效果较好患者的信息抓紧补齐。
2月6日，天津医疗队治愈的首批患者即将出院。陆伟难抑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遇见的每个人。“啊！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惊喜的表情。
晚上7时，虽然下起了绵绵细雨，虽然因为协调不顺，时间一拖再拖仪式一简再简，但当8名治愈者从病区走出来欢呼的一刹那，陆伟还是一下子被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在哭，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在那之后，武钢二院好消息不断传出。截至2月29日24时，天津医疗队负责床位数150张，管理住院患者共计236人，其中危重症36人、重症41人、出院123人。同时，全体医护人员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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