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曹政
武汉封城已经超过10天，与疫情的战斗依然胶着。
定点医院里，医护人员在隔离病房全力以赴。物资、救治、医疗队……各种信息吸引公众的关注。在城市基层，防控疫情最重要的社区阵地战也已开始。传播力极强的病毒、复杂的社区形势、薄弱的防护，让基层疫情防控面临无比严峻的考验。
处境艰难的社区中心
郑艳玲发烧了，37.8摄氏度。
她是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带领着一支几十人的小团队，奋战在抵抗疫情最基层的战场。现在她只能待在家里，焦急地看着同事继续与疫情拼杀。
更令她着急的是，中心还有3名社区医生出现发热症状，不得不居家隔离。
“请帮忙呼吁一下，基层社区医务工作人员特别需要防护物资。”她在电话里反复强调，“特别、特别需要”。
根据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目前社区主要承担3件事：发热患者的预检分诊，分担大医院的压力；对居委会提供的发热病人进行入户排查，上门监测；对居家隔离的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以及轻症确诊患者进行入户上门随访，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目前，该社区有100多名密切接触者以及疑似或确诊患者需要上门管理，社区医生要与他们面对面沟通、测量体温、监测血氧，需要做好严格的防护，否则就会成为潜在的移动传染源。
但现实是，社区中心的物资储备，基本不能为社区医生提供有效防护。
在首义路街社区卫生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份物资库存与消耗清单。“医用酒精，0；N95,0；医用外科口罩，0；护目镜，0；头套，0……”
社区中心副主任于芳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酒精，“基本的消毒、院感都受到影响。”
前两天，当地卫生健康局给他们送来了1000多件防护服，但是这种几近透明的无纺布防护服实在太薄了。不得已，上门入户的医生只能把这种衣服裹上三层。“护目镜也是，有10个护目镜，每次上门轮流戴，回来消毒处理一下接着用。”社区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和伦说。
无奈之下，医务人员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自己找渠道买了几套防护服、几瓶手消毒液，“但是现在根本买不着了。”于芳说。一名护士用塑料文件袋做了个简易面屏戴上，同事们纷纷模仿。
由于防护不足，也缺乏专业的防护培训，社区医生压力很大。“只能硬着头皮上。但是风险太大。”一位社区医生说，万一发烧的几名同事中有人确诊，这个社区中心的所有医生都是密切接触者，“那就全瘫痪了”。
几近崩溃的确诊家庭
2月1日下午两点半，一个入户小组从社区卫生中心出发了。
这是一支“混编”队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社区医生、穿着紫色雨衣的街道办社工以及穿着黄绿色荧光背心的民警。他们要对一位因为无法住院，不得不待在家里隔离的确诊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随访。
“街道办、居委会、公安的防护装备更差，也没什么保护意识。”路上，一位社区医生对记者说，“但是他们还是得一起进入患者家里，不然我们连门都敲不开”。
在一座低矮昏暗的平房里，入户小组碰到了脸色难看的赵毅，他是患者的家属。
“确诊了为什么不让我们住院？家里什么条件都没有，让我们怎么照顾？让我们在家隔离不出门，生活怎么办？”他带着哭腔，冲着上门的医生大吼。
经过反复解释，社区医生终于进了门，给患者监测体征，告诉家属如何消毒防护。还好，监测结果还不错，体温降了，血氧在正常范围，赵毅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
“轻症患者的确不一定非得去大医院住院。”采访中，有社区医生告诉记者，但是这种居家隔离方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管理难度大，虽然有上门和电话随访，但是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是否进行了严格的自我隔离，全靠自觉。更何况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各大医院为住院奔波，又助推了医院交叉感染风险。另一方面，长期在家，患者及其家庭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很多人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苦苦等待的疑似患者
2月1日下午，记者又跟着另一路社区医生进行入户随访，这次的对象是正在等待核酸检测的疑似患者赵顾。
赵顾从1月28日开始发烧，经过CT检查，已是高度疑似，但是最终确诊仍需要经过病毒核酸检测。但是，在社区什么时候能轮上检测，还是未知数。
“咱们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社区中心通过上报渠道报给上面，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回信。你们也打‘120’试试，也许能被直接送到大医院做确诊。”上门的社区医生马凌给家属出主意。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现在发热患者的预检分检在社区，但是我们没有转诊患者的渠道。”一位社区卫生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发热门诊或者打电话问，怎么样才能去做核酸检测确诊，怎么样才能转到医院。其实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上报。”
以往运转通畅的医联体，也失去了作用。“和医联体上级医院联系，早就爆满了，根本送不进去。”首义路街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们尝试了几次，只能放弃。
拿不到检测结果就没法确诊，没有确诊结果就进不了医院，疑似患者只好各想办法。赵顾在家属陪同下去医院打了点滴，开了药，但是退烧效果并不好。
不论是赵顾，还是马凌，抑或其他的患者和医生，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开业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它们一启动，也许问题能缓解一些吧。”马凌说。
强烈建议改变社区策略
“两座神山医院总共才几千张床位，真要敞开了收，瞬间就能满。”一位定点收治医院的负责人觉得社区医生的想法太乐观了。
这几天，他一直在为紧张的床位忙得焦头烂额。在他的医院，收治住院人数甚至超过了核定的床位数，处于超负荷运转。但问题在于，这些在医院的患者，并非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疫情早期顾不上，轻症重症也来不及作区分。”他说，这样就导致许多轻症患者在医院病房其实不需要做复杂的诊疗处理，只需做一些对症处理，然后就是等待达到出院标准。而许多迫切需要住院的重症病人，却不能收入院。此外，还有一批轻症患者，因为无处可去，也仍在四处争取住院的机会，加剧了床位的紧张程度，也带来疫情继续扩散的隐患。
在这位医院负责人看来，比较理想的局面是在社区建立留观中心，隔离收治疑似患者和轻症确诊患者。社区统一提供医疗支持和生活照顾。“这样社区的能力接得住，患者也不用带着病毒满城跑。”他说。但他又强调，一切政策还是要听政府的，以武汉相关部门发布的为准。
在首义路街社区，类似的想法也正在推进中。刘和伦介绍，目前政府已经有计划在社区建立一所留观机构，开展集中收治，到时候社区医生也将主要配置到那里，“但愿这个进程能快一点”。
就在记者发稿前，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防止交叉感染。通知同时要求，必须安排好集中收治和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和后勤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首席记者姚常房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赵毅、赵顾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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